我的总结，想围绕自己提出的“领导者管理人才应具备的自身素质”这四方面来进行。我作为中财总经理，作为领导，面临的核心，自然是识人、用人问题。如果眼光、手腕，两俱到家，才智之士，乐于为中财所用，则中财必然辉煌。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却是真理！

　　一、关于“力铸仁德之往，知人善任”问题

　　从修身角度讲，仁德两字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一个人要铸造自己的仁德之柱，非一日之功，是永无止境的孜孜追求和苦苦历练。古人说，“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因而，我认为，在公司“知人善任”问题上，最主要把握的是两句话，一是不自私；二是讲诚实。不自私，我认为，自己识人、用人是从公司发展角度出发的，为私利识人、用人是不存在的。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用杨光华此人，收购新昌日升公司，原因有两条，一是当时中财实在迫切需要有一个经济实体，最好能出产品；二是杨光华我了解较深，人既踏实，且又吃苦耐劳。此事经过反复研究定下来，我是经过一次又一次思想斗争的。时至今日，我们仍时时感到新昌中财袭来的压力，对杨光华也因而责之尤严。张明利、张伟良两同志作为朋友来中财，我也经过反复考虑，对他们的要求也是特别严格，有时有点不通人情。对于这种事情，我只有在总结时说一声：对不起！我对他们确是指责多，体贴少；严厉有余，关心不足！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谁让我们是朋友，是亲戚！

　　讲诚实，我想在识人、用人问题上，关键是要爱惜人才，不刁难人，不中伤人。爱惜人才，不能仅仅停留于口头上，而要落实在行动上。对于严晓亮，他与我共事时间不短，可以说，他一走上工作岗位交往的就是我，到中财一道来打天下，这份感情是珍贵的。公司当时决定免他职务也是经过反复考虑，我之思想斗争是激烈的。但从有利于他本人成长和公司发展角度出发，此一决定还是实行了。10月12日部门经理整风会上，我直言了三点看法，两个原因，一点希望。事后，我也专门找他谈了话，谈了我的耽忧，他也真心实意地表示接受，提出了免职请求。因而，尽管对严晓亮是免职，但公司的出发点，仍是从爱护出发的，不存在刁难人和中伤人问题。但是，作为我个人，有一件憾事，那就是12·6事件，严晓亮与应永泉闹矛盾，事发当晚，严晓亮第一感觉，应永泉是受我指使去冲陈红家的。在12月7日中午听取双方汇报中，严晓亮说出当时感受，令我震惊不已。当时，我十分难受，胸闷至极。事后，我经反复思考，深切感到，我之仁德之柱尚未真正树立起来，连“诚实”两字，与我相交较深之人尚是不信，何谓“仁德”两字呢？这份感悟，我十分深切！

　　二、关于“勇于承担责任，敢打敢拼”问题

　　作为一个领导，要真正做到名不自取、责不旁推，勇于承担责任，鼓励下属去打去拼，实在是件很难的事。中财成立之初，我提出这样的思想与要求，回头总结起来，实在令我汗颜。公司证券投资很不成功，总结起来，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8月14日中午，我在信托公司与张明利通电询问股市情况，张言形势很好，北京北旅出特大利好，当时，我随口讲了两句，一曰这样北旅要不得了了，二曰君安另一特大户要大发了（上周我们亲眼见其吃进了不少北旅）。当时，张立场坚定，不为所动，正在下围棋。但下午复盘后，张为涨势所诱，特别是受我言谈影响杀入股市，高价买进了大批北旅。是日傍晚，我了解到事情原委后，大惊失色。同时，邀程老、裘高宇与张明利一道商量对策，在碰头讨论中，我未体现责不旁推的风格，相反，指摘张明利较多，而且这种情绪持续了一段时间。事后反省，我有两点感悟：一是作为领导，有时一句戏言、或一份情绪，很可能会影响下属思路和主意，感染下属的情绪与状态，言辞切忌随便；二是勇于承担责任之风格，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如当时，我能承担此一责任，不去指责张明利，则他的压力会更加少，竞技状态会更加好，这是必然之事。

　　在这个问题上，我还必须反省的是，公司股市投资受挫，我还有另一个重要责任。10月19日，北京北旅又出重大消息，我当时未能抓住主要问题，反与张明利一道邀请杭州市控购办领导用中餐，落实租赁公司添置汽车问题。由于我未作适时提醒，致使张明利不能及时到达君安处理北旅，贻误战机，失去了一个大好机会。痛定思痛，教训何其深刻！

　　三、关于“尊重爱惜人才，用人不疑”问题

　　我认为，尊重爱惜人才，关键是两个方面，一是最大限度地容忍、理解人才的短处，发挥其长处；二是用人不疑，不捏捏放放，疑疑惑惑。对照自己原来提出的观点，检查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以为尚有一定距离，具体表现：

　　1、指责太多，严厉有余，理解不足。作为一个领导，必须具有知己之明和知人之明的素质。知己之明，是为了认识自己，把握自己；知人之明，是为了帮助他人，引导他人，发挥他人的长处。但我做得恰恰相反，对他人的缺点，我容忍不够，或指摘，或批评，或讽刺，或挖苦，缺乏一种领导的雅量与气度，关心体贴不够。

　　2、变化太多，弄得他们无所适从。作为一个领导，必须谨言慎行，言而有信。言必信，行必果。在这方面上，我做得很不够，同样一个问题有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弄得大家心情不愉快，执行任务也无所适从。比如一事，办公会议专门研究决定办公室和财务部可以实行加班调休制度，但事后实行起来，被我发觉，我竟严厉批评陈宇怀说，“您权力真大，在办公室内随便发调休单。”后经核实，找查依据，弄得很尴尬，也使陈宇怀无所适从。又比如，与程老、裘高宇有关的华诚财务公司及诸暨建行融资事宜，我出尔反尔，也弄得他们左右为难。

　　至于出现此种情况的原因，我也认真反省过，主要仍在言辞随便这个问题上，有时我参加大家讨论，在自己是随便一句，在大家是一种意向，甚至是一种指令，但到正式问我意见时，或许我又变化了。这种倾向很危险，是领导大忌，我已注意到，并正在努力改正。

　　四、关于“大是大非清楚，能杀能断”问题

　　作为领导，我认为大是大非必须清楚，是非不分，黑白不明，大凡世道也就乱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我是比较清醒，也是比较清楚的。但在该是则是问题上，我尚有差距。比如，原定对吸资引资金额前两名与笔数前两名各奖励2万、1万问题，后实际兑现均减半，尽管有种种原因，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是不敢是，不能取信于群众，回想起来，这是不应该的。

　　在断力问题上，我自以为是比较坚强的，也敢于拿主意，做决定。10月份我适时提出压缩融资业务转移工作重点到实业上来的经营策略，9月份提出抓思想作风整顿的思路。回首总结，都是必要的，正确的。但在这里，仍有一个问题值得检讨，也是在股市上，当时，我与张明利、程老相商，决定全面撤离股市，此决断由我提出并经三人讨论定夺，但及至第三天执行，我听说当日走势甚好，因而指令不力，该断而未断，结果拖延至今，造成被动局面。这个教训也是深刻的！

　　以上是我对照“四个方面的素质”的总结。有句古话，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德之所在，天下赴之。作为领导，我以为文韬是最重要的，武略还在其次。《孙子兵法》第一章即讲文韬，这是有道理的，文师第一嘛！给自己不留个情面讲，我是一个粗人，也比较浅薄与丑陋。现在有点感悟，有点长进，应归功于中财。中财九个月，胜似别处九年，这是事实。因而，我衷心希望大家多提批评意见，以促使我更全面地发展，不愧做一个领导，力争做一个好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