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本次反省之际，想说一点工作上的所谓理性及其他。

　　在香港工作的尴尬之处就是以我本身来自国内的模糊思维种子去面对香港偏西方的理性思维定式。

　　说“模糊”，就是类似“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似是而非，比如菜谱里的“盐少许”；而那种标准界定清晰，大概就“理客正”（理性客观公正）些。这样说也不完全准确。暂且先粗陋将就一下。

　　我感觉，某种程度上与香港人打交道，就是与香港的理性模式打交道。与国内相比，香港理性成份肯定更多。至少表现形式上更有秩序。比如说，只要在大街上看香港人特别爱排队就有这点感觉。

　　香港文化背景，有一调侃说法：两岸三地，大陆是运动文化；台湾是选举文化；香港是跑马文化。从殖民时代就培养了香港民众对跑马文化三要素的认可：金钱、娱乐、法律；尤其十分认可输赢完全公平的游戏规则。这也正是香港理性主义的现实写照之一。

　　香港各行各业的理性主义体现在所谓的“专业化”上，某个行当就是某个专业领域；专业化程度是香港行业评判的最重要标准。貌似“术业有专攻”。

　　这个理性的科学正面意义毋庸置疑的：

　　例如，各种专业领域优秀职场人士个个都是“清单控”：即将凡是想做的该做的都制作成可以迅速浏览可以方便实施的列表清单。体现出工作的严谨规则和一丝不乱。我本人反省在这个方面也须更多改进，既缓解丢三落四的手忙脚乱，也利于化繁为简的主题明确。所以，好像某种角度看，香港职场精英就是思路利落条理清晰的高级“清单控”们。

　　再例如，工作上人际关系的简单真实也体现了这种理性规则。行和不行，清晰到几乎没有商量和通融的弹性空间。与国内“熟人社会”的善巧复杂完全不同。在国内有一项不可或缺的“情商”工作就是揣摩人情世故。人脉热闹，其乐融融。有的甚至要混到家长里短且谁跟谁都不是外人的程度。但香港没有这种“温情”，银行税局没有送礼和人脉，该干啥就干啥。廉政公署执法也严格。反正工作交往人情寡淡且简单明了。还有“真实”：实事求是不说谎，其中一个深入人心的基础在于西化的基督信仰：真实，那是上帝眼中的景象。大概类似东方人说的“老天有眼”。

　　但是，理性科学趋向完美似乎也令人不安。那是什么呢？是一种异化。理性走向极端的异化，体现于工作上就是造成标准模式越来越整齐划一，于是就越来越活力不足、热度不够以及过于机械。是不是自由世界里的自由人在极度理性主义笼罩之下反而自动选择了不要自由？束缚惯了也就活性下降，创造和创新的概率也就跟着下降了吧？

　　或者说，秩序井然、齐整规则，让人踏实安稳的同时，似乎也让人有点倒胃口。就是说：这么条理、这么秩序、这么机械、这么冰冷、这么工具……就如同卓别林大师创作的《摩登时代》里西方大工业时代流水线上像工具一样的拧螺丝工人，此喜剧形象堪称经典的原因在于卓别林生动演绎了“现代工具理性”。

　　再想一下：什么是工具？工具的特性是什么？即实用性。工具意味着其价值在于实用。甚至也可以说，一旦工具没有用处是可以丢弃的。

　　而且，高度理性加高度商业的环境里，员工受雇于公司，良好的职业品性十分规矩的同时，交易般的讨价还价也十分普遍。公司和员工的关系似乎天然对立。所以归属感意识似乎也天然薄弱。

　　当然，人肯定不是工具，人也不是抽象的，人是如此生动具体的万物之灵啊。根本上，人的最高需求仍然是情感，无价情感必然超过有价物质。人文情怀是永恒的。

　　其实，我毫无结论。理性和人文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大概是一个错综复杂没完没了的人类学问题。

    我的团队管理应何去何从是依据边总的细致指导的：从团队培养和为员工考虑为出发点，做好理性和人文合理切换以及有限浮动的动态平衡。着重点就是公司尽力为员工打造发挥其优长的平台，在激发活力和创造力以及增强团队归属感方面实施各种细节措施。并努力促进香港团队贴近中财的文化和理念。达不到理想的完美，至少刻板理性和人文关怀都向着正面发挥其效用。

　　话说回来，所谓理性、非理性、感性、经验、科学、人文、现代、自由……浩瀚的高深问题，我压根儿就不懂，根本没弄明白哪怕是其中的一丁点儿。包括香港这地儿我其实也完全弄不明白。但我居然还莫名说理性云云。我觉得我就是一个笑话。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怕丢人地不想“小心求证”，只管“大胆瞎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