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渐渐长大了，只是经常被自责和内疚困扰：是否因为哪一句话、哪件事做得不恰当，无意中伤害了别人？就一个旁观者而言，纠结于一些鸡毛蒜皮甚至根本无人关注的细节，实在毫无必要乃至可笑，于是劝慰他：“不能用过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为人只需心怀善意，大节无亏就可以了，关键是要把事情做好，做一个最好的自己”，谆谆善诱之余，不禁苦笑：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小节上严苛刻板；经济上怕沾嫌疑；总部间的矛盾纠纷，一旦涉及直辖、黄河，避之唯恐不及。看似自我要求严格，其实不过是怕惹人非议、避免受到无端猜疑的自我撇清行为而已，但由此，事情处理或已经被耽搁，公司或已受到了损失。

　　中国人历来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有很多类似于“做事先做人”等说法，本意是劝诫世人做事时心要正，不能心怀邪念，否则所做之事可能会对社会造成危害，或者是想说一个人如果心胸不宽、格局太小、境界不高，会限制其所做事情的空间和高度。但不能由此混淆了做人与做事的区别：做人论的是善良、正直，做事论的是能力、毅力；做人讲修养，做事要较真；如果以较真的标准去要求做人，那这个世界就太呆板无趣了，相反，如果一个不愿做事的人，即便修身再好，不能影响和改变世界，不能使自己心灵上的阳光照耀到更多的人，那这种独善其身的修身又有何用呢？如果我们一旦陷入对个人道德的过分要求而使这种道德标准成为你做事的羁绊时，是以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停止呢？还是在没有违反原则的情况下适度从权，做有利社会和他人的事情？其实社会是多元的，道德标准本身是主观的，我们做事不可能追求每个人的理解赞同，对于一个有充分阅历和思考能力的人而言，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内心的标准和要求。只要自己心胸坦荡，以谣言非议不足惧的态度大步直前，才是真正的勇者，自古以来，中国儒家、理学等文化对人的束缚和要求本身已经超出了正常的人性，而我们这代人从小受到的共产主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各种被神化或宗教化的英雄事迹教育，更是虚幻地提高了对每个人的道德要求。幼时的我对此也深信不疑，自觉或不自觉的以此标准衡量自己，结果常常自惭形秽：因为自己私字满脑子，小算盘经常打，与书上要求相比有很大差距，由此我整个青少年时代有了很多的自卑，学习和工作后，虽然懂得了更多的道理，明白了这只是统治和愚化人的工具而已，自己不必抱残守缺，但有些东西既然已经深入过骨髓了，就形成了精神洁癖或强迫症，什么时候自然或不自然地就流露出来了，要清洗干净终究还是难做到。在工作中也就显示出很多病态的偏执，多虑和纠结。自己做事束手束脚，对他人道德和细节也有不切实际地要求，于人于已都很痛苦。思想上有制约，做事就会处处受掣肘，就不能放开手脚、朝着既定的目标心无旁骛地前行，最终成为百无一用的酸儒，让短暂而宝贵的一生陷于无谓的苦恼之中。

　　生活中见过不少人，目标明确但谦虚平和，有原则但做事通达，内心坚守却不拘泥于小节，即便有一天混同于污泥，看似被世俗污染，也自信乐观，牢记自己心中的目标并且不停地为之奋斗，最终在污泥上开出芬芳的花朵，这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也希望以这种标准来要求自己。

　　相信下一代人不会再受很多无谓东西的毒害，而我自己也要超脱一些，因为不管你有多真诚，对于怀疑你的人而言，你都是虚伪的；不管你有多纯粹，遇到复杂的人，你都是工于心计的，唯大英雄真本色，自己当不了英雄，当一个本真、少受些世俗约束的人却是可以追求的，用一句对儿子说教的话要求自己：“对自己道德的要求不要太高了，关键是要把事情做好，做最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