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一度的反省，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这半年以来最大的感受就是，投资离不开对宏观经济的研判；而构成这其中重要一环的对政策的研判。此前，我们所用的分析框架源自奥地利政治家梅特涅说过的：“政治学伟大的源泉在于对各方真正利益的清晰认知”。而现实世界的发展最近又往往跳脱出这一框架的范畴，那么，建立一个新的框架就迫在眉睫了。

　　仅就这半年内两件大事之一的“贸易战”来说，其根源在于修昔底德所说的，“使得冲突不可避免的原因在于雅典急剧扩张的实力和雄心，以及斯巴达不断累积的恐惧。”但事情发展过程中特朗普政策的摇摆也表明，虽然他不是心血来潮，但也没有长久的规划。这一摇摆的发生时点，与特朗普基本盘的舆论对白宫的压迫紧密相关。这说明特朗普能够多么无视建制派和左派对他的鞭挞，就有多么不能承受右翼舆论对他的梳理。这一民粹主意发展造成的政策的摇摆不定，是近年来宏观研究有别于以往的最大特点。

　　变化其实从几年前就开始了。英国脱欧是一场民粹的预演，特朗普的当选是民粹主意的又一场胜利。在这种捉摸不定的环境中，中国经济进入了经济运行规律和工业化时代有着根本不同的后工业化时代。很多人把当下的中国跟90年代的日本相比，但其实，当下的中国不像历史上任何时代的任何一个国家，但它面对的美国，可能更像 70、80年代的美国。80年代美国总统是里根，他是个极右翼分子，在特朗普出现之前，是就职年龄最大的总统（70岁，特朗普总统 71 岁）。美国人民提起里根总统的时候，会自豪满满，因为他拖垮了苏联。近十年来，中国M2的发行量几乎是世界第一，M2是GDP的210%，而美国为90%。一方面，我们的基础货币发行很大程度是用外汇占款来实现的。另一原因就是房地产扩张，使得央行释放出来的相当大一部分流动性被房地产这个池子吸纳了。所以，贸易战果真打下去，接下来的影响就会涉及到货币金融领域。在特朗普对华采取强硬的贸易制裁措施之后，他的支持力不降反升，目前达到40%以上，而且美国共和党、民主党在这一问题上的政治共识高度一致。自特朗普上台以来，两党之争非常多，但唯独在“中国问题”上高度一致。

　　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最大的危机不是贸易冲突，而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霸权国家已经公开把中国当成了最主要的对手，在和平时期利用经济战的手段发起了对中国的全面遏制和攻击，同时还利用其超强的全球军事实力对中国进行越来越多的威慑，制造周边冲突乃至危机来干扰我们的和平发展进程。

　　同时，今年又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在内部环境上也面临着新问题。在40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在工业化的时期，总是伴随着快速的资本积累。这就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上大概是两倍于GDP，所以在工业化时期，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到了后工业化时期，中国的工业化基本上完成了，资本积累的速度大大放慢，这个放慢就体现在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基本上是和GDP同步的。另一特点就是制造业基本供大于求，服务业基本供不应求。服务业的供不应求主要是因为政府的行政管制，人为造成的

　　供应紧缺，比如医疗和教育。这就要求政策制定者也要与时俱进，否则将面临政策失灵的困境。以棚户区改造为典型代表的财政政策失灵了，还好现在叫停了。货币政策也失灵，央行增加货币供应，但银行放贷意愿很低，信贷的传导机制失效了。好的一面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认清了斯密经济学原理指导下的市场经济的重要性，知晓了交易分工的作用，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40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开始意识到熊彼特式的创新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旧时代正在逝去，而新时代不管你是否愿意，终将到来。适者生存是亘古不变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