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绍圣元年，即1094年10月，苏轼第二次遭贬来到惠州，随作诗一首《十月二日初到惠州》：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惠州属岭南蛮荒之地，条件比苏轼第一次遭贬时的黄州还要艰苦，可从诗中我们不难看出，苏轼初到惠州就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并有一种归属感，为什么呢？

其实，苏轼贬谪惠州时已经58岁了，纵观他大半生的官场生涯一直是在颠沛流离中，他已经看惯了官场游戏规则，也彻底明白了自我人生的处境，看淡了名利，唯一保留的是一份平和的心态和随遇而安的心境，以一颗平常心与基层民众打成一片，做到问心无愧，足矣。

早在十一年前的元丰六年，即1083年，也是苏轼在黄州的第三年，因受“乌台诗案”牵连的苏轼好友王定国，从被贬谪之处的荒僻之地岭南宾州回归，来黄州拜见苏轼。席间，王定国的歌妓宇文柔奴过来劝酒，苏轼便问及广南的风土如何？宇文柔奴虽是王定国身边的一名歌妓，但王定国被贬时，她却没有怨言，毅然随行到了岭南。苏轼这么一问，宇文柔奴却款款一笑说道：“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听后大受感动，于是随后作《定风波》一词：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这首词明洁而流畅，简练而又传神，它不仅刻画了宇文柔奴外表与内心相统一的旷达与乐观，同时也抒发了苏轼在政治逆境中随遇而安、无往不快的旷达襟怀，寄寓了自我人生的态度和处世哲学。

那时，苏轼已经有了在黄州定居的打算，因为当地的老百姓对他很是感恩，而苏轼又在东坡开垦了农场，兴建了农舍雪堂，他已经与黄州血脉相连。没想到第二年，皇帝一纸调令又让他去了汝州。不过还好，在随后的几年间，苏轼蒙恩放归，被召回朝廷再度任职，只是伴随朝野新旧两党的不断争斗，生性耿直，秉性使然的苏轼再次遭贬。

苏轼在惠州一住就是三年。三年里，他勇于为义，为了当地的驻军不干扰百姓，自筹款项建兵营三百座，为了在惠州西湖修筑“苏堤”和“六如亭“，他亲自与建筑民工为伍，巡视施工进度，监督施工开支。他常常月夜游丰湖，登合江楼、入逍遥堂，过丰乐桥，踏遍西湖山水，以至“达晓乃归”。这期间，他写下了一百九十多首诗词和数十篇散文序跋。其中作于1096年的《食荔枝》，甚是有名：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这首七绝的后两句最为脍炙人口，他以赞美岭南的风物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同时也表达出了他客观旷达、随遇而安的精神风貌，把大半生满腹的苦水唱成了一首甜美的赞歌，实为后世文人墨客效仿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