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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机制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相关国家正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循环和国际秩序的构建。全球治理机制如何进一步完善？全球治理需要怎样的新思维？撰稿人赵筱赟对此发表了自己独到的看法，认为英国作为第一个欧洲国家加入亚投行，它知道自己是在讨好中国政府，同时或许有助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对于中国来说，英国的决定是一种成熟的勇敢者之举，无异于雪中送炭。
　　92岁高龄的基辛格在《世界秩序》（World Order）一书中提出，由西方建立并称颂的秩序目前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
　　国际秩序面临着一种自相矛盾的局面：它的繁荣取决于全球化的成功，但全球化过程引发的政治反应常常有悖于其初衷。
　　在这样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都在深度调整的世界里，中国的立场和方向，越来越有着战略性的含义。
　　在将近70年的时间里，美国一直是世界秩序的支柱。而在过去的短短几年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及其欧洲和日本伙伴打造并维系的西方风格战后全球秩序不复存在。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并不太平。中东在“阿拉伯之春”后局势不可收拾，许多国家出现社会治理“碎片化”的无政府状态，许多人将它比拟为欧洲17世纪初的“三十年战争”。
　　现在看，不仅“阿拉伯之冬”会持续一段时间，而且权力真空造成的极端势力泛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活跃的“伊斯兰国组织”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
　　再看欧洲和俄罗斯，乌克兰危机至今阴云密布，美国和欧盟对俄制裁升级，俄罗斯反击抗争，矛盾加深，大有“冷战”重返欧洲之势。
　　回到亚洲特别是东亚。亚洲是近几十年发展最快的地区，经济总量已经与欧洲和北美三分天下，而且发展势头迅猛，在21世纪上半期将继续是最被看好的地区。2013年仅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超过27%。
　　在区域经济治理方面，美国极力推动“跨太平洋(601099,股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谈判，2015年将是关键之年。
　　在全球治理中，西方国家发现自己不能完全控制，就想修改规则。在亚太推动新的自贸区谈判排挤中国，其中的政治因素太明显了。中国与东盟等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也已接近尾声，2015年同样十分关键。
　　两者相减不如两者相加，最近在北京APEC峰会上达成的启动APEC自贸区谈判(FTAAP)的共识，如能付诸实施，将是1+1大于2的好事。希望区域各国，尤其是大国，要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改进区域治理角度出发，积极支持FTAAP尽快启动。
　　其实，我们的世界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以中国为例，中国的发展不仅惠及中国人民，也将造福世界各国。
　　日前，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在海南省博鳌召开，作为一个立足于亚洲的经济论坛，博鳌覆盖的经济议题从未止步于地理上的边界，而且随着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博鳌论坛早已受到全球的瞩目。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分析，博鳌亚洲论坛已成了中方阐述中国立场、中国和亚洲以及世界各地交往的重要平台。
　　随着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机制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相关国家正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循环和国际秩序的构建。全球治理机制如何进一步完善？全球治理需要怎样的新思维？
　　WTO前总干事拉米、《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等与会嘉宾，将掀起一场有关全球治理的头脑风暴。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将在29日与日本央行、德国央行官员、美国前商务部长古铁雷斯、澳大利亚主权基金主席等经济和金融界人士共同出席《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前景》分论坛，就世界经济前景和货币政策走向提供权威分析。
　　同时，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将在28日与IMF、世行、OECD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德国央行、土耳其财政部等部长级官员共同出席《G20与全球经济议程》分论坛，就G20如何更好地发挥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进行深入讨论。
　　博鳌论坛举办时间正值亚投行创始会员国申请截止日（3月31日）前夕。
　　由中国倡导并筹建的亚投行在近期呈现“一日连下数城”的态势。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年会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就表示，到申请成为创始国的截止日期，最终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数量会超过35个。
　　长期从事国际战略研究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沈骥如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近期都表示愿与亚投行合作，一些欧洲发达国家也要求成为创始成员国，这说明这些国家和组织都看到了亚投行的积极作用。亚投行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亚洲开发银行是互补关系，并不会威胁其他金融机构。作为由发展中国家占主导的金融机构，亚投行对于促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将有深远影响。”
　　中方会在博鳌论坛上就“亚投行”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阮宗泽近日接受采访表示，亚投行已呈现势如破竹的态势，中方已不需要再在论坛上做出太大的鼓动。今年年会上更多地可能向亚洲及世界传递出，各国会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亚投行，以及按照怎样的标准、章程来建立。
　　此外，亚投行如何在地区、国家之间达成共识、促进亚太地区以及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也可能通过年会一现端倪。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昌会称，中国刚在亚投行打了漂亮的一仗，逼退了美国在亚洲对中国的攻势。
　　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四大经济体先后向亚投行递出加入申请后，加拿大也正在考虑加入亚投行。这意味着由美国主导的七国集团(G7)中，只剩日本和美国仍在硬扛。
　　如今，瑞士、卢森堡、韩国、澳大利亚、奥地利等越来越多的“小伙伴”决定申请加入亚投行的“朋友圈”。甚至连日本财相麻生太郎日前也称，关于日本是否加入亚投行，“存在讨论的可能性。”
　　赵昌会称，欧洲国家纷纷加入亚投行，被广泛视为是对美国的外交打击和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恩物。
　　亚投行于由中国倡导成立，总部设在北京，2014年10月24日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约。亚投行的基本使命，是向亚洲地区的开发项目提供融资，而这种角色，传统上是由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和美日共同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扮演。
　　美国尽管没有公开反对亚投行，但它寄希望于它的盟友不要寻求成员国资格，理由是担心治理结构和贷款规则。
　　英国作为第一个欧洲国家加入亚投行，它知道自己是在讨好中国政府，同时或许有助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对于中国来说，英国的决定是一种成熟的勇敢者之举，无异于雪中送炭。
　　一旦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英国发挥带头作用，欧洲主要国家必然不甘落后，其他有资金供应能力的域外国家都会随风而动，从而赋予亚投行无可争议的合法性。与此同时，美国不仅顽固地抵制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改革，死死抱住既得利益不放，还拼命打压中国等新兴大国的正当权利，试图伙同其盟国阻挡中国合理倡议。
　　可以说，亚投行的背后是新旧金融秩序的结构性冲突。中国初步问鼎新国际秩序带来的权力，美国严阵以待，不愿意让渡任何权力。
　　势均力敌之下，中国渴望得到英国等欧洲发达国家的认同和支持，在关键时刻，英国也的确带了个好头。英国入行，符合英国和中国各自的最大利益，也符合亚洲和世界前途的利益。
　　英国这一举动堪称完美，但对中美关系影响有限。中美双方的不信任根深蒂固，而美国试图贬低亚投行的种种努力，被各方面一致解读为美国决心遏制中国地缘政治崛起的明证。
　　尽管如此，中美之间的竞争同样表明，中美两国可以在共同利益的诸多领域进行合作，比如环境政策，并且今后也将如此。
　　英国审时度势，加入亚投行，应该被中国看作是英国的一项划时代的地缘政治决定。
　　英国、美国和中国分别作为昨日、今日和明日的三个超级大国，关系极其非同一般。英国曾是近代以来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国，它的“日不落”地位维持了将近一个半世纪，留下了丰富的“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治理遗产。
　　美国在二战后横空出世，接过了英国的权杖，不仅全方位继承了大英帝国的超强地位，开创了“美国治下的和平”，而且其权力所依赖的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世贸组织[微博]、北约和貌似公允的“普世价值”)空前缜密，并誓言21世纪仍将绝不放弃世界领导权。
　　相形而言，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尤其是中国的世界治理理念和国际政策，往往不能见容于美国。中国若维护自己的民族尊严，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寻求与不断增长的大国责任相匹配的大国权利，必须另辟蹊径。在金融秩序上，中国锋芒初露，英国则挺身而出，顺应了时代潮流。
　　英国是看着美国夺走自己的世界权杖的，现在又看着美国大势将去，而中国将如日东升，乘势而上，成为下一个能够代表世界方向的超级大国。可以说，英国对国际秩序的权力游戏烂熟于心，深明世界权力交替的规律和奥秘，它深信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历史性选择。
　　所以，英国加入亚投行，显示了它深思熟虑的地缘政治洞察力。
　　英国《金融时报》称，“亚投行的事情正在演变成美国的一场外交惨败。”
　　在经历了盟友接二连三的“背叛”之后，“老大哥”美国似乎也不再那么坚定地要拆亚投行的台了。
　　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希茨23日称，美国欢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来增强国际金融结构，世界银行与亚投行的合作会确保国际金融体系保证其一贯的高标准。
　　“美国财长、副财长的表态说明美国在对亚投行的态度上确实有所转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甄炳禧分析称，盟国的纷纷“背叛”，已让美国意识到这些西方国家加入亚投行是大势所趋，继续阻挠也无力回天。
　　随着中美投资协定谈判进入关键时期，中美经贸关系日趋密切，美国在战略利益上更需来自中国的支持，这也使美国不得不审视其拆台之举是否符合时宜。
　　美国总统贸易政策顾问伯格斯滕日前就撰文称，美国曾敦促中国为支持发展及其他全球目标提供更多资源，但当中国朝着这些方向努力时，美国试图阻挠之举就显得“短视而虚伪”。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认为，亚洲目前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庞大且迫在眉睫，美国最好的选择是加入其中，而不是站在外面说风凉话。
　　其实，早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就已为“松口”有所铺垫。
　　据《金融时报》报道，卢当天表示，美国并不反对创建亚投行，并承认有必要增加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只是美国担心这家新银行在管理和放贷方面达不到“全球最高标准”。
　　不过，无论美国是否真心实意想合作，在亚投行的问题上，美国的境遇正越来越孤立。
　　目前，关于美国应该加入亚投行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分析普遍认为，美国暂时不会做出这个选择，其对亚投行的政策也不会在短期内发生改变。
　　症结还在于美国担心亚投行可能挑战由其主导的世界金融秩序。“如果亚投行表现出对现有世界金融秩序的改善，而不是挑战，这就将给美国调整立场、减少对抗、增加合作创造条件。”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沈丁立分析称。
　　而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此前就曾明确表示，亚投行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满足亚洲地区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巨大的客观需要，是对没有办法满足这一需要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多边机构的一个补充，而不是替代或颠覆。
　　希茨在日前表态中也承认，亚投行将成为现有国际机构的补充，而非竞争对手。
　　美国媒体称，中国日前提议单个国家不能在亚投行决定决策，并评论说这是在美国表达担忧之际依然吸引欧洲国家加入亚投行的关键因素，这一做法与IMF和世界银行多年来一直遭到国际社会批评的单边决策形成鲜明对比。
　　“随着美国逐渐打消对亚投行的疑虑，或是意识到加入其中将获得更多的利益，在未来存在真正改变政策或是加入其中的可能。”甄炳禧分析称。如今，疑心重重的美国仍在观望。
　　赵昌会称，奥巴马政府把一家地区性基建银行变成一个测试自身全球影响力的案例，但是现在看来，美国输掉了这场战略竞争。
　　亚投行遵循中国的经济战略需求，事态的发展无疑彰显了美国的战略失败和中国的重大胜利。
　　世界格局正在转换，旧的秩序分崩离析，新的秩序尚在“襁褓”之中。而当前，围绕亚投行的力量角逐，已鲜明地呈现出无序世界的新秩序轮廓。
　　金融市场
　　央行行长周小川的每个表态都会引发市场的高度关注，特别是近期对通缩的表态出现微妙的转变。在今年全国“两会”回答媒体关于通缩的问题时，周小川曾表示，会持续关注物价的变化。但是昨日周小川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将谨慎、警惕出现通缩风险。分析人士表示，周小川对于通缩态度的转变或暗示着货币政策面临一定的调整，不久后的货币宽松政策十分可期。
　　从“不直接表态”到“必须警惕”
　　昨日，周小川在2015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针对中国下一步的举措，一方面将非常谨慎地关注和追踪全球经济走势，包括全球通胀在下降，大宗商品价格在下跌。另外也要关注中国的经济势和通缩风险。中国经济增长也在有所放缓，中国的通胀也是在下降，必须要谨慎、警惕出现通货紧缩风险。
　　半个月之前，周小川在“两会”记者会上同样也回答了关于通缩风险的问题，“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变化比较大。因此，可能对于物价的变化，既要给予足够的关注，同时也要把观察的时间段放长一些，趋势性放长一点来估计，同时要慎重。”周小川在“两会”中曾说道。
　　值得一提的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在“两会总理记者会”上也曾对通缩风险发表过看法，李克强认为，“虽然中国现在的物价总水平比较低，但并不是中国向世界输出了通缩，而是"被通缩"。对这种"被通缩"的问题，我们有应对，也有进一步的准备。当然，我们更希望世界经济能走出低迷实现复苏”。
　　经济现状持续低迷
　　根据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3月前三周主要食品价格数据，多数分析人士预测，3月CPI环比可能持续下滑，通缩风险仍需要关注。
　　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春节假期结束需求减弱，天气转暖蔬菜供应增加，3月前三周主要食品价格普遍下降。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团队综合判断，3月CPI同比涨幅可能在1.1%-1.5%之间，取中值为1.3%，比上个月小幅回落。
　　而上周公布的工业经济数据显示，1-2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大幅下滑至-4.2%，创2012年2月以来新低；主营业务收入增速小幅下滑至2.9%，创2009年以来新低，印证工业经济开局不佳。
　　同时，汇丰制造业PMI指数也刷新阶段低点，汇丰3月中国制造业PMI预览值为49.2，降至11个月新低，其中就业指数从2月的49.8降至47。华安证券在研报中表示，受投资下行、产出放缓等影响，企业用工意愿下降，部分企业春节前放假较早，而节后开工较晚，均反映实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而政府最关心的指标之一就是就业，这一指标出现恶化，将成为政策宽松的直接推手。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经济持续下行压力很大。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日前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会”上表示，今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困难比去年多，政府要主动作为，使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更加注重定向调控，努力完成今年的任务。
　　宽松政策出台可期
　　在经济持续下行，通缩苗头显现时，周小川对于通缩表态的微妙转变也寓含深意。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周小川态度的转变说明央行正在高度关注通缩风险，政策面肯定会有一些调整，会有进一步宽松政策的举措。
　　针对未来可能采取的宽松政策类型，徐洪才认为，目前的经济形式迫切需要降息降准的措施，近期经济形式持续下行，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很厉害，说明消费投资信心不足，悲观预期很严重，这种预期需要被扭转，也需要高度警惕，因此需要有宽松货币政策引导。相比之下降准的作用更快一些，因此近期很有可能会采取降准的措施，之后会有降息的举措，预计降息降准将交叉进行，央行继续维持中性偏松的货币政策。
　　汇丰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昨日在2015汇丰财富论坛北京站上表示，目前经济处于通缩边缘，需求乏力，经济效益主要指标如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大幅回落，形势要求果断降息降准减税费。此前货币政策过于迟缓，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目前实施进一步宽松政策也存在较大的空间，相比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更应该宽松。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货币宽松还需要考虑资本外流的风险，大幅放松可能对抬升物价作用不大。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团队认为，当前经济增长存在进一步放缓的压力，对物价水平的推升作用有限。货币政策将在稳健的基础上进一步偏松，但考虑到调结构和防止资本大量外流，政策措施较为谨慎，大幅放松的可能性较小，未来不具备大幅抬升物价水平的货币条件。
　　“必须要谨慎、警惕看一下通货膨胀趋势是不是会继续持续下去，是不是会出现通货紧缩的情况。”央行行长周小川3月29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中国下一步的举措，是非常谨慎地关注和追踪全球经济走势，包括通货膨胀在下降，大宗商品价格在下跌，中国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中国的通货膨胀也是在下降。
　　周小川称，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从2002年到2008年期间中国开始出现了非常高的经常账目的盈余，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
　　他指出，在那个时期，中国货币政策通常是更多地去使用量化、定量的对冲来实现市场的稳定性。而且通过实施一系列改革，包括外汇改革、汇率制度的改革，还有贸易投资的放开，逐步地减少了经常账户的顺差。现在顺差已经从GDP的10%降到了GDP的2%，所以逐步地退出了那个时期的非常规货币政策。
　　“在2008年年底到2009年，一直持续到2010年年初，在这个时期中国实施了经济刺激政策。”周小川指出，在那个时候货币政策连同财政政策，一起来实施这种扩张型的效果，能够刺激经济的发展。希望能够更快地实现经济的复苏，也就是要快于正常的速度来实现经济复苏。
　　周小川认为，当时经济刺激的量还是非常庞大的，所以从量来讲是有点非常规的。但是这个概念并不是非常规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应该能够非常有效地实现逆周期的效果，所以这还是常规的政策概念。但是这个措施是属于非常规的措施，所以现在中国是经历了这两种非常规的货币政策的阶段。但他强调，中国的货币政策还是属于常规的货币政策。
　　“我们从常规的货币政策回到了正常的货币政策，但是常态已并不是过去的常态了，而是新常态了，所以这跟传统的老的常态还是不太一样的。”周小川称，一方面中国已经改革了金融市场，正在逐步实现利率自由化。另一方面，中国货币政策还需要依赖一系列的包括物价机制、定量的政策工具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