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散文题材，就地域论，主要集中在生养地故乡高邮、读大学时的云南昆明、下放地沽源、居住时间最长的北京。偶也涉及其他地域，多是游踪所至，比如：1982年的《天山行色》《湘行二记》，1983年的《菏泽游记》，1984年的《隆中游记》，1986年的《地灵人杰活淮安》《索溪峪》，1987年的《泰山拾零》，1988年的《严子陵钓台》，1989年的《皖南一到》，1990年的《初访福建》，1991年的《初识楠溪江》，1993年的《金陵王气》等；比如：在美国爱荷大学作访问学者时写的系列散文“美国家书”等。
　　1992年，汪曾祺写过一篇《四川杂忆》。忆及他到过的成都、眉山、乐山、洪椿坪、北温泉、新都、大足和他印象深刻的川菜、川剧。1992年的四川，包括重庆。因此，汪曾祺的《四川杂忆》里，写到了现已不属四川的北温泉、大足。
　　对成都，汪曾祺有一句概括性的话：“在我到过的城市里，成都是最安静，最干净的。”也到过不少城市，反复比较，觉得汪曾祺这句话很能概括成都的特点。只是，应将“安静”与“干净”掉换位置。干净，是成都的外在表现。安静，才是成都的内在气质，成都的城市特征。虽然古语有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虽然成都是辛亥革命的肇始地，虽然刘结挺、张西挺治下的成都折腾得非同一般，但成都给人的总体印象依然是安静。安静，体现在成都人身上，便是“举止言谈都透着悠闲”，即使“这种悠闲似乎脱离了时代”。一杯盖碗茶，一把竹编椅，一个人或两三人，躺坐锦江边，喝茶，看江水汤汤，白云悠悠。茶老板也不殷勤，给一壶开水，让你自己续，由你坐到天色渐暗，由你看着斜晖脉脉。即使华灯遍布，他仍然会静静地躺在竹椅上，不理你。直到你起身，走远，他才慢吞吞站起来，慢吞吞收拾，关张。你的悠闲，他的悠闲，互相映衬，彼此烘托，把汪曾祺笔下的“安静”诠释得再好不过。怪不得，张艺谋到成都后，要说：“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汪曾祺写眉山只写三苏祠，写新都只写升庵祠。这，不奇怪。因为，眉山、新都，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苏轼苏东坡的眉山，杨慎杨升庵的新都。苏轼是古中国文学史及至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其诗词、散文、策论，领风气之先，是千古传诵的佳作。他门下四学士，也是宋代学人里的顶尖高手。汪曾祺看到三苏“祠中有个陈列室，搜集了苏东坡集的历代版本，平放在玻璃橱里。”大为赞赏，说：“这一设计很能表现四川人的文化素养。”四川地处内陆，虽常自成一统，但自秦汉以来，一直受汉文化熏染，再加之天府之国的富足，耕足之余，自然要读书习文，整体的文化素养也还算可以。汪曾祺看到升庵祠“正准备为杨升庵立像”，他从陈老莲所绘的升庵醉后图看，杨升庵是个“魁伟的胖子”，觉得“在桂湖之侧树一胖人的像，也不大好看”。胖人的像，“树”在升庵祠里“不大好看”，这一感觉，衬托出汪曾祺特有的文人品味。文人，似乎应该清癯高挑，长衫飘飞，儒雅俊逸。岂能胖？按孔乙己的腔调：岂能胖如屠户哉？汪曾祺特别看重杨升庵，除《四川杂忆》外，1987年还专门创作过两篇与杨慎相关的散文：《杨慎在保山》《锒铛》。一直以为，古时的四川，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文人，也就苏轼和杨慎了。汪曾祺是否也如此看，或许从他的文里可以窥知一二。
　　到四川，必游峨嵋，乐山，大足。乐山，汪曾祺只写大佛，只写司马光的题词：“登山亦有道，徐行则不踬。”汪曾祺说：“我每逢登山，总要想起司马光的摩崖大字。这是见道之言，所说的当然不只是登山。”这样的感慨，在汪曾祺的散文里经常遇到，算是汪曾祺散文的特色，以小见大，由此及彼，意在言外，读者怎么理解，都可以。写峨嵋，只写在洪椿坪遇到的“两个五台山来的和尚”以及他“与一个本庙的和尚闲聊”的内容。虽只是旁观的叙述，并不探讨佛法，也不作评论，但依然可以读出汪曾祺作为“文士”对“佛”的态度。大足，写得较详，既有对石刻的总体评判：“其特点是清秀潇洒，很美，一种人间的美，人的美。”也有对具体雕像的描绘：“‘媚态观音’像一个腰肢婀娜的舞女。”“‘十二圆觉’衣带静垂，但让人觉得圆觉之间，有清风滚动。”“千手观音我以为是个奇迹。那么多只手（共一千零七只），可是非常自然。”“于有限的空间造无限的境界，大足的佛涅槃像是一个杰作！”大足石刻，与敦煌、龙门、云岗石窟，并称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因创建时代较晚，又是个人主持，自有其不同于其他三处的特点。其精致、秀美、意境，多有新意，多人间情态，令人备感亲切，是“一种人间的美”，是一种“人的美”。
　　四川是风景秀美、人文荟萃之地，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遍布，或鬼斧神工，或钟灵毓秀，都有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值得称道处。《四川杂忆》里没有“忆”及都江堰、九寨沟。或许，汪曾祺没有去过；不然，他不会不留下书写“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仍在一直使用、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和“美丽的童话世界”的文字。
　　《四川杂记》的重头戏是川菜、川剧。
　　汪曾祺说：“川菜尚辣。”关于辣，汪曾祺讲了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我们剧团到重庆体验生活，天天吃辣，辣得大家骇怕了，有几个年轻的女演员去吃汤圆，进门就大声说：‘不要辣椒！’幺师父冷冷地说：‘汤圆没有放辣椒的！’”只要写到四川菜，只要写到辣，汪曾祺都要讲这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值得商榷，在四川，汤圆有时也放辣椒。四川的汤圆，有甜、咸之分。甜汤圆，是传统意义上的汤圆。馅以红糖、白糖为主，佐以花生、芝麻、核桃、杏仁、玫瑰等。甜汤圆做成乒乓球大小，吃时用煮汤圆的原汤，讲究的在汤里加点白糖。咸汤圆，也时有人吃。精瘦肉剁茸，佐以盐、生姜、青葱等为馅。咸汤圆做成长条状，吃时汤另加佐料。吃清汤的，加油、姜、蒜、葱、花椒等；吃红汤的，还要加辣椒油。一层红红的辣椒油飘浮在碗里，汤圆吃进嘴，糯、香弥漫，辣、麻交错，特别有味道。还有人将汤圆先油炸，佐榨菜炒着吃。不怕辣的，还要加干辣椒。四川人，不管什么食品，只要愿意，都可以放辣椒，汤圆也不例外。说完辣，汪曾祺还说：“川味辣，且麻。重庆卖面的小馆子的白粉墙上大都用黑漆写三个大字：‘麻、辣、烫’。”川菜味道，丰富不离麻辣之宗，奇特却又变化万端，其他菜系，无法比。汪曾祺笔下“幺师父冷冷地说：‘汤圆没有放辣椒的！’”虽只说到常规，未及特殊，但汪曾祺对川菜麻辣的整体特点的把握还是准确的。
　　对川剧，汪曾祺评介颇高：“川剧文学性高，像‘月明如水浸楼台’这样的唱词在别的剧种里是找不出来的。”“月明如水浸楼台”的好，除意境外，好在炼字，最好的或许是“浸楼台”之“浸”了。这样的好，别的剧种是否真找不出来，孤陋寡闻的我不能肯定。但汪曾祺敢这样说，想必有他的道理。“川剧喜剧多，而且品位极高，是真正的喜剧。川剧喜剧的诗意跟语言密不可分。”喜剧，令人捧腹。若要人人都懂其可笑之处，必须通俗。通俗与诗意，往往对立。但川剧喜剧里却有诗意，有点不好理解，难以想象。“川丑都有书卷气。”“川剧有些手法非常奇特，非常新鲜。”“真正有意识地运用‘间离效果’的是川剧。”这些评价，都非同一般，很有高度。但汪曾祺并不满足，还将川剧与另外一些剧种进行比较。在书写川剧的文字起首，他说：“有一位影剧才人说过一句话：‘你要知道一个人的欣赏水平高低，只要问他喜欢川剧还是喜欢越剧。’”写到川丑的书卷气时，汪曾祺说：“川丑不像京剧小丑那样粗俗，如北京人所说‘胳肢人’或上海人所说的‘硬滑稽’，往往轻轻一笔，使人越想越觉得好笑。”汪曾祺笔底之意，很明显：越剧不如川剧，京丑不如川丑。没认真看过川剧（想看，也很难看到），没认真读过川剧剧本（专门的川剧剧本，不好找），对川剧好不好，好在哪里，不得而知。但汪曾祺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又曾经是现代京剧《沙家浜》的主创人员，他对戏剧的评判，不会错多远。
　　四川，是汪曾祺游踪之一处。《四川杂记》，是他“杂乱”的“回忆”。汪曾祺对四川的书写，不成系统，只是蜻蜓点水；也不深入，多为浮光掠影。但认真读，仔细分析，《四川杂记》却有一以贯之的主题：人文。汪曾祺看重的，是四川地方景物、地方特色里蕴藏的文化内涵，以及这些文化内涵里的人文特质。这，也是汪曾祺的游记不同于其他游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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