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世上有三种人，一种是真正经，这样的人自己累；第二种是假正经，这样的人身边人累；第三种人就是没正经，但特有能力，这样的人大家说他是真性情。其实这种“没正经”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种“不务正业”，而是有一种率真、幽默和风趣，这样的人不想自己累，也不想身边的人累，只想自己活得轻松和洒脱一些，给自己一个自由的空间，这就是富有生活情趣的人。
　　所谓生活情趣是指人们的兴趣、爱好、玩赏、消遣等，这些活动贯注着人们的热情、向往、志趣与寄托，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追求，对生命之乐的一种感知，是一种审美感觉上的自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情趣。良好的生活情趣可以放松紧张的情绪，驱走身心的疲惫，享受生活的美好，陶冶高尚的情操，还可以提升人格魅力。然而现实中，大多数人身边第一二种人多，第三种人少，而真正懂得生活情趣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据社科院一份《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分析，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每个人实现自我的动力各不相同，中国人最大的生活动力是对子女发展的期望和对个人利益的追求，然后追求家庭幸福、追求人际优势、追求一生平安、尽力做好本分、实现自我价值、为社会做贡献，最后一项才是追求生活情趣。很显然，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少了一些情趣的，现实中更多的人讲究的则是“实用主义”，而把生活情趣看做是多余的，甚至认为是一种“奢侈”。
　　其实，这种生活情趣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被孔子悟透了。《论语》中有这么一个章节“侍坐”，说是孔子和四个学生一起谈理想，他问，你们的志向是什么？子路不假思索的说：“给我一个中等国家，外有被武装侵略的危险，内有粮食不足的危机，不出三年，我可以使人人振奋精神，并且懂得什么是道义。”冉求谦逊的说：“假如有一个小国家让我去治理，三年后，我可以让老百姓们丰衣足食。至于修明礼乐，那就要等待贤人君子了。”公西华更加谦逊的说：“在进行祭祀或者同外国会盟的时候，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小的司仪。”孔子听了都未置可否，然后问曾皙，你呢？曾皙说：“我的理想和他们不大一样，我想在万物复苏的季节，穿上新做的春装，和朋友、孩子一起去刚开冻的沂水中，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然后沐着春风，把自己融入到天地中去，来一场心灵的仪式。”孔子听罢点点头说，我赞同你的想法。
　　前边三位的远大理想和抱负没有得到孔子的认可，反而曾皙的最不实用的享乐理想得到了孔子的赞同，这说明了什么？其实，作为圣人的孔子认为曾皙的理想是建立在内心完满充盈的基础上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再大的志向也是以内心的完善为起点的，而内心的完善、情趣的培养往往会内化为更高理想的定力和信念，让我们可以从容地面对自己和这个世界。
　　于丹在《趣品人生》中说道：“在当今社会里，相比成功而言，幸福已经变成了更为奢侈的一件事，人们追逐成功，而成功却无法带给个人生命价值的全部满足。或许我们缺少的只是一种意趣、一点闲情，缺少了与家人共处的那些闪光的零碎的时间。从这个角度来看，许多成功者不免苍凉荒芜。”由此可见，在当今追逐名利的大环境中，我们更应该注重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谈一谈自己的闲情逸致，这不是让我们放弃理想和责任，而是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不要丢失自己，现实一种理想与责任与艺术与志趣的完满统一。
　　世界上许多著名的科学家都有其美好而浓厚的生活情趣。爱因斯坦喜欢拉琴，他几乎每天都要拉琴，在他紧张思索光量子假说和广义相对论的日子里，每当遇到困难，他就放下笔，拿起琴弓。那优美、和谐、充满了想象力的旋律，有助他对物理学的深思，引导他在数学王国里作自由、创造性的遐想。对他的科学创建和思想闪光，音乐往往起了催化作用。所以，在他写作相对论的日子里人们时常可以听到他拉莫札特的奏鸣曲。地质学家李四光不仅爱好摄影，而且还是一位音乐迷，他谱写了中国最早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竺可桢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他不仅每天一早打太极拳，而且喜欢看小说名著、看电影、戏曲及参加音乐演唱会。科学家们热爱科学也热爱生活。丰富多彩的生活情趣陶冶了他们的情操，调剂了他们的精神，给了他们以新的活力，从而推动了他们的科学研究，使他们能以健康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攀登在科学的崇山峻岭之间。
　　宋代大文学家苏轼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并“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被他爱得执着，于是就有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的千古诗句。
　　可见，情趣不需要物质作保障，不需要奢华来点缀。有生活情趣的人，懂得在简单的物质生活中营造丰盈的内心世界。用自然、艺术丰富人生，用爱心、善良关照心灵。有情趣的人，不会让自己在追名逐利中迷失。他们懂得适可而止，会在忙碌中抽出时间来喝杯咖啡，也会在纷繁中体验属于自己的宁静。情趣，是平淡生活之上开出的花朵，懂得采撷，才会拥有灿烂美丽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