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家由盛转衰后，各种社会矛盾逐渐暴露并日趋激化，司马迁也渐渐地从热烈浪漫的盛世气氛中清醒过来，以严肃的人类责任心从事史书著述，直面满目疮痍的社会现实。他以王道德治标准审视现实政治，记述了现实政治中的种种弊端，对汉武政治提出全面而深刻的批评。正是这些批评，体现了一个孤臣孽子的忠诚，体现了司马迁的忠烈人格。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举措。但是汉武帝兴儒学并不是要落实原始儒学中仁民爱物的德治精神，而是因为他要利用文景之治所积蓄的强大国力。对外用兵讨平四夷，实现万国来朝的目标，对内则完成汉家受命改制的任务，以制定汉家一王之法，这些在诸子百家中很难找到比较全面的理论依据。倒是儒家六艺，特别是春秋公羊学，全面地提供了尊王攘夷与受命改制的理论，儒学正好作为汉武政治的缘饰。司马迁在《史记》的一些篇章中对汉武帝兴儒学予以讽刺。《平津侯主父列传》载公孙弘“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首面折庭争。于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公孙弘是一个历尽沧桑精于吏道的老儒，他的精明之处在于摸透了汉武帝的意图，于是便用儒术为皇帝意旨作缘饰。公孙弘治公羊春秋不及董仲舒，但他封喉拜相，而董仲舒只能为藩国之相，其原因就在于公孙弘更能满足汉武帝以儒术文饰政治的需要，不像董仲舒以儒学刺讥时政。司马迁在《史记》中不时予以指点，讽刺汉武帝只不过以儒学作为招牌，他的许多政策都是与儒学所弘扬的王道大方向背道而驰的。

　　汉武帝一生最辉煌的功业是伐四夷，而对国计民生影响最深，为祸最烈的也是伐四夷。司马迁对汉武伐四夷的态度比较复杂，他一方面不拘执于德化，而赞成汉家用兵讨平四夷，实现王者统一天下，另一方面，他认为外伐四夷必须适度，即以不过度劳民为准则。在《平淮书》、《封禅书》、《匈奴列传》和《大宛列传》等篇章中，司马迁记述汉武帝外伐四夷耗尽了汉初六七十年的积蓄，然后用竭泽而渔的方法弥巨额赤字，致使社会一片凋敝萧条。战争将千千万万的人民送上前线，许多将士丧身于异域沙场。司马迁指出外伐四夷造成了劳民太甚和国库空虚的后果。武力开边打破了昔日自然无为富蔗自足的美梦，人民从此卷入战争的苦海之中。《史记》指出，汉武帝有些军事行动完全是出于个人侈心，《大宛列传》载汉武帝为了获得大宛汗血马，不惜耗费巨资发动发兵。外伐四夷还使成千上万的战士死于征战。仅《匈奴列传》和《大宛列传》所载，汉军损失不下二十万人。加上因讨伐东越、南越、西南夷和西域而牺牲的战士，更是一笔惊人的数字。至于间接死于战争的人更是无法统计。司马迁记述外伐四夷给社会带来的重创，其中的批评意味是不言而喻的。

　　《封禅书》是对汉武帝讥刺较多的篇章，这里涉及到对于封禅的理解问题。司马迁理想中的封禅是举行大典向上天汇报受命成功，以此来报答天命。但在方士的鼓惑之下，汉武帝却把封禅与同追求个人长生升仙、寻找仙人仙药混为一谈，由此而演出了一幕幕荒唐的闹剧。司马迁记述了汉武帝迷信神仙方士的种种行径。齐地方士李少君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汉武帝，并骗汉武帝说，自己在海上见到仙人安期生，吃像瓜那样大的巨枣。汉武帝于是亲自祠灶，并派遣方士入海寻找蓬莱安期生之属。但是没过多久，这位仙翁李少君自己却病死了，而“天子以为化去不死”。继李少君之后，齐人少翁又向汉武帝献上鬼神方，并以此骗得了文成将军的封号。其后栾大继踵而出，凭着敢说大话和雕虫小技，数月之内，佩五利将军、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乐通侯和天道将军六印，贵震天下，还做了汉武帝的成龙快婿。一代雄主，居然被一群神仙方士蒙骗得如痴如狂，长达几十年之久。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汉武帝侈心膨胀妄想成仙。

　　汉武帝为了挽救经济危机，打破汉高祖关于商人之子不得为吏的禁令，任用大盐商东郭咸阳，取用大冶铁家孔仅和洛阳商人之子桑弘羊等兴利之臣。《平淮书》记述了汉武帝诸多兴利举措，如均输、平淮、铸五铢钱等。这些措施虽然从经济上充实了国库，巩固了中央集权，但它却是以人民的普遍经济破产作为代价的。在《平淮书》中，司马迁对汉武帝的经济举措持有否定与批评的态度。《酷吏列传》是对汉武帝吏治政策的批判。传记之前有一大段序论文字，司马迁引用孔子和老子之语，认为法律只是使命令得以执行的工具和手段。它虽然能在某种程度上减少犯罪现象，但它使人们失去人格力量和道德羞耻感，所以它不是一种治本的方法。治本的方法是通过伦理道德的感化，使人们从内心产生对犯罪的羞耻之心，从根本上消除犯罪的念头，这样就会达到无讼即没有刑事犯罪的天下大治的境界。但汉武帝却专任酷吏为治，结果愈治愈连，奸伪盗贼层出不穷。《酷吏列传》揭露了诸酷吏以皇帝为靠山，舞文弄法以狂捕滥杀为快事的酷烈行径。

　　《酷吏列传》论赞用一种欲抑先扬的手法，称说张汤、赵禹、杜周等人虽以酷烈为声，但他们尚有值得称道的地方。还有一些酷吏更在张汤等人之下，他们毫无可取之处，只知用一些惨无人道的酷刑去满足其不正常的心理。司马迁把他们视作一群不足挂齿无所比数的异类，由此可见其厌恶与鄙视之情。当然，司马迁也注意到汉武帝任用酷吏的原因，这就是一方面文景之治既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增长，但同时也导致了豪强兼并骄横不法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汉武帝因内外经营而导致财政危机，因财政危机而与民争利，由此而激化了社会矛盾，不得不借助酷吏来维护社会治安。尽管司马迁看到汉武帝任用酷吏是为形势所迫，但他并不因此赞同汉武帝的吏治政策。从《酷吏列传》序论推测，司马迁认为汉家未能以礼教化为治，而汉武帝的多欲劳民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即是说，汉家在“制治清浊之源”上背离了王道大方向。

　　我们从阅读《史记》中发现，司马迁对汉武政治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在汉武帝一系列重大举措，诸如兴儒学、伐四夷、吏治、封禅、经济等方面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历史上，往往某些对民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大举措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某些负面效应。我们今天称颂万里长城是世界文化奇迹，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但是，有谁能说得清万里长城下究竟掩埋了多少征夫的白骨，究竟包含了多少人民的血泪？历史上某些重大举措的意义往往要到后世才能看清，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更多地看到这些举措的消极作用。汉武帝是一位对中国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历史人物，中国封建社会确立以儒学作为意识形态主干的是汉武帝，确立中古领土版图的也是汉武帝。但这些伟大的历史贡献是到后来才看清它的重大意义，而与汉武帝同时代的司马迁则更多地看到了他的政策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司马迁以史家特有的政治目光，看出汉家已面临着是否能否继续保有天命的大问题。应该强调的是，尽管汉武帝后期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尽管司马迁本人惨遭酷刑，尽管司马迁看出汉武帝政治不合王道，尽管司马迁深为汉家帝祚担忧，但他并没有彻底动摇对汉家统治的信心。他既有深沉的忧患，又有热烈的期待，盼望着汉家政治返回到王道轨迹上来。这种忧患和期待正是司马迁忠烈品格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