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身兼“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他在教学实践中，采取的是“因材施教”的策略。所以，孔门弟子中的优秀者，都是各有所长，而子贡就是“言语”科的优秀代表。

 　　子贡，本名端木赐，字子贡，卫国人，少孔子三十一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贡利口巧辩”。有事例表明，其能言善辩的本领决不亚于战国时期纵横家的任何一位代表人物。

 　　鲁哀公时，田常在齐国做乱，害怕鲁国的高、国、鲵、晏四人加以干涉，于是“移其兵欲以伐鲁”，其时孔子在卫，听说这个消息十分着急，汇集弟子们进行商量：“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莫出？”勇武果敢的子路第一个站出来请求出面解决，被孔子制止了。其后子张、子石又相继请求，也没有得到孔子的允许。直到“子贡请行，孔子许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可以看出，对于鲁国的危机，绝不是凭个人的勇敢和武力就能化解的。这时候，最需要的是外来力量的干涉。而能够游说诸侯国君出兵干预的恐怕只有子贡一人了。所以尽管孔子嘴里说的是：“二三子何莫出？”但他心目中最合适的人选恐怕还是子贡，只是没有挑明，要他自己主动说出来罢了。

 　　子贡的说词十分精彩，以至于后人评价“真是纵横之祖，全不似圣贤之风。”（冯梦龙 《智囊全集》 ）其结果是，“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越霸。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这样的结果当在孔子的意料之中，这样的结果也实在叫人不寒而栗：子贡“一出”就能改变十年间五国的命运。那么，如果他要从政，岂不是会使春秋时期的历史改写了吗？

 　　然而从政并不是他的爱好和志向所在。尽管孔子曾评价他是“琏瑚也”（祭祀用的器物，喻为国家重臣。），尽管他有从政的本领，（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但他却没有从政的意愿。抓住时机，买进卖出，经商致富才是他的兴趣所在。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贡好废举，时转货资。”以他敏锐的目光，机智的头脑，很快就“富累千金”，成为春秋时期“先富起来的一部分”。对此，孔子曾感叹：“回也屡空，赐不受命面货殖焉，亿则屡中。”颜回是孔子最钟爱的弟子，一生贫困交加，他身处困境却“不改其乐”的心态深得孔子赞赏。可惜的是，却因贫病而过早夭亡，给孔子留下永久的伤痛。与之相比，子贡不接受命运安排（“不受命”），主动经商致富的做法更值得我们效仿。他不但凭能力使自己过上富足安逸的生活，而且还为晚年的孔子提供了生活保障。如果说，颜回可以做为孔门弟子中学业和道德上的一个抽象的榜样，子贡则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精英。

 　　其实，子贡不仅口才出众，圆通灵活，更兼才德行兼备，学业精进，可以说是孔门弟子中一个全才式的人物。以至于不止一人曾经认为子贡比孔子更贤能。

 　　《论语·微子篇》就曾有两处记载：“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看来，这绝不仅仅是一时一地，也不仅仅是某些人的个人看法；在一定的群体中，应该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的。对此评价，子贡十分清醒、十分冷静，他非但没有沾沾自喜，反而发挥了他“言语”的特长，为自己“贤于孔子”的这种表象做出了如下解释：“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论语·子张篇》）

 　　子贡做出这样的判断自然不排除有对老师的尊敬因素，但是他也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和孔子的差距之所在。“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在这一点上，子贡绝对是一个明智的人。而在与颜回的对比上，也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论语·公冶长篇》记载：“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这个回答当下就得到了孔子的赞同：“吾与女，弗如也。”

 　　子贡对老师和师兄都是同样的尊重，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他和其他孔门弟子一样，是一个谦恭、谨慎的人呢？当然不能。事实上，他绝不像大多数孔子的高徒们，有着那样谦逊、谨慎的性格，恰恰相反，他本人还是相当直率的。《论语·先进篇》就有这样的评价：“贡，侃侃如也！”甚至他在高兴的时候，也会有沾沾自喜、得意忘形的时候。对此，孔子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无一例外的都是当头泼上一盆冷水，叫他冷静下来，不至于“过犹不及”。

 　　有一次，子贡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其实，这句话明明是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翻版，然而，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孔子还是不留情面地回应了一句：“赐也，非尔所能及也。”（《论语·公冶长篇》）

 　　又有一次，子贡洋洋得意地去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因为他家资千金，十分富有，无疑是要向老师显示自己高尚的品德，然而，孔子还是不温不火地来了一句：“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对他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论语·学而篇》）

 　　子贡还有个好论人是非的毛病。《论语·宪问篇》载：“子贡方人。”对此，孔子就给他来了一句幽默式的讽刺：“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可以说，正是因为子贡得遇孔子，才使他能够扬长避短，学业更加精进，道德更加完善，终于成为孔门弟子中独一无二的“全才”式人物；而正是因为他出色的才能、高尚的品德，以及对老师无以复加的敬爱，也使他在孔鲤、颜回、子路相继去逝后，成为孔子晚年的一个重要精神支柱。

 　　子路死后，孔子大病一场，是子贡及时前去探望。当时，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一见子贡，仰天长叹：“赐，汝何来之晚也？”（《史记·孔子世家》）在爱子爱徒相继死亡的的精神打击下，子贡已经成为他临终前唯一的安慰，也是他最想见到的人了。

 　　孔子死后，“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唯子贡庐于頉上，凡六年，然后去。”（《史记·孔子世家》）守孝三年，乃是周礼所规定的。孔子一生试图推行周礼，都没有成功，而他的弟子们都能如此“克己守礼”，这不能说不是他的成功之处。而子贡守墓六年，则完全是他个人对老师发自内心的爱戴和思念了。从这一点来说，他对孔子的感情也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