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个角度来说，苏轼是典型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人物。他具有道家的超脱，所以在面对任何困难挫折的时候，都能够豁达达观；他具有佛家的随缘，所以不论被贬官到什么地方，他都能够坦然面对，化逆境为战场，实践自己的人生观；他更是积极进取的儒者，任何时候都在有所为，都在知其不可而为之。但是，苏轼又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道学先生。他不遵守道家的无为，而尽量做到有为。他不遵守佛家的寂灭，他贪，贪吃贪风景贪写诗词贪给百姓做实事；他嗔，嗔怪变法者的激进，嗔怪保守党的顽固；他痴，痴心于把美好行诸笔端，执着于给世界带来幸福。他也不是死在古人言下的迂腐酸儒，而是有着鲜明爱憎有着自我道德标准有着鲜明个性的自己那一个。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具有一颗爱心，具有着一颗仁心。他把儒家的“仁者爱人”的理念化作了真正的行动。

 少年的苏轼很狂傲，自认为自己识尽了世上字，读遍了人间书；在别人的规劝之下，发现了自己的幼稚，立刻修正自己，要“发愤识尽天下字，立志读遍世上书”，过而能改，且更加勤奋上进。中年时期的苏轼，即使被贬黄州，还是善良地认为，自己被贬官是因为别人要让自己认识世界，拓展自己狭隘的知识面，比如在黄州就了解了黄州菊花经秋凋零的特点。从善的角度理解一切，应该是苏轼一生坦荡胸无渣滓的很重要的原因吧。

苏轼是很爱自己的家人的，这从他写给弟弟的那么多的诗里可以知道，这从他给自己的小妹创造的诙谐幽默平等和谐的成长环境里可以知道，这从他为秦观投石击破水中天的玩笑中可以知道。苏轼是很爱自己的朋友的，他和佛印开了一辈子的玩笑，打了一辈子的哑谜，却从来是心心相印惺惺相惜；他把陈季常的妻子称作河东吼狮，可是和陈季常却永远是肝胆相照的好友；他可以和聋哑医生庞安常亲密无间，执手同游，不能交谈却心心相通……以仁心待人，自会友谊长青。

但是如果只是这样，那就不是苏轼了。苏轼刚刚考上大学走上仕途，就碰上了一桩怪事，有人假借他的名义运输丝绸布匹，因为这样可以免去很多的苛捐杂税，然而船主却被官府抓住，苏轼看他很值得同情，干脆承认了这船东西就是自己的，还为商人开了各种路条。高俅被原来的主人推到了苏府，苏轼根据高俅的特点才华，把它推荐给了驸马都尉，让他去发挥自己的特长。苏门四学士没有一个是继承发展了苏轼的豪放派词风的，但都是诗词创作的精英……与人为善，己欲立而立人，任它兴妖作怪，我自霁月光风，这正是苏轼吧。

苏轼初登仕途，作名篇《喜雨亭记》，记的什么？记的是天降喜雨，缓解旱情，百姓胪欢。苏轼两任杭州，推广医药，建设医院，还疏浚湖水，栽荷种藕，最后修筑出一道长长的堤坝，一直伫立到今天，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治理根本，彻底解决苏州水患，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他难道不知道自己的官职三年一换，三年后一走了之，洪水滔天与我何干？他到了密州，他研究药方，贴告示公开，以方便缺钱的百姓治病——要出去打猎了，全城的百姓“倾城随太守”，欢天喜地地去看自己的领导展示武艺——简直就是孟子笔下的“与民同乐”的现场再现，没有百姓拥戴，哪来如此场面？

 “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走到哪里，苏轼就把儒家的思想贯彻到那里，就把自己的博爱之心播撒到哪里。传播医药知识，建设医院学校是他到任何一处都会坚持做的事情。就连走麦城的时候，苏轼都是带着这样的心态来做事的。比如苏轼自己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所说的“问汝平生事业，黄州惠州儋州”的自己人生的三大流放贬官所在地，自己都属于没有自由的戴罪之身，也仍然是竭尽全力来服务于社会大众，造福于百姓。在黄州，他需要自己种地才能够养家糊口，但他仍然竭尽所能，传播先进文化，教育人们摈弃陋俗，制止溺婴行为；在惠州，他最喜欢的侍妾朝云去世，虽然对他打击很大，但他依然生活在百姓当中，就连卖酒的“王婆”都成为他的好友，可见百姓对他的爱戴程度；在儋州，他更是传播文化、开挖水井、建设学校，还把中原的先进技术带到了那里，难怪就连孩子都会吹着竹叶来迎送他，以他来到自己的家里为荣耀，难怪海南百姓给他独建一座庙宇来表达对他的纪念。

 走到哪里，就把那里当成自己的故乡一般来爱惜，走到哪里，都把那里的百姓看作自己的兄弟姐妹来对待，这就是苏轼。

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道:“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就儒家的这一标准来看，苏轼是什么？

在永无休止的宇宙轮回之中，他不过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苏轼，混迹于渔夫农夫之中，游走在酸儒词客之内，浮游在九州四海之间，芸芸众生之一。

苏轼，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四大家之一，豪放派的鼻祖，诗歌界的泰斗。

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和人格方面，他永远如高悬的日月星斗，微笑着照耀且俯视着芸芸众生。

“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搬过来送给苏轼，恰当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