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名家钱穆，与陈寅恪、吕思勉、陈垣并称为中国现代史学四大家。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针对不同的人群，钱穆开过不同的书单。这些书单，既重“史”，也涉“文”，是典型的“文史书目”。虽只是一家之言，今天的我们不可能也不一定需要一一诵读，但如果想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国传统文化，钱穆的梳理无疑为我们指明了一条捷径。走过捷径，至少可以一窥传统文化的斑斓色彩与厚重根柢。

上世纪四十年代，钱穆在西南联大任教时，为学生开列了一个名为《文史书目举要》的书单，共24种；同时还将自己的著作8种，一起推荐给学生阅读。

《文史书目举要》24种：《资治通鉴》《诗经》《庄子》《荀子》《老子》《论语》《孟子》《墨子》《近思录》《古文辞类纂》《楚辞选》《说文解字》《汉书》《文选》《通典》《陶渊明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苏东坡集》《左传》《尚书》《礼记》《史记》《周易》；钱穆著作8种：《国史大纲》《劝读论语和论语读法》《先秦诸子系年》《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史记地名考》《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国学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24种文史书目，多是国人耳熟能详的作品，也是一提到传统文化就无法绕开的国学经典。钱穆对24种书籍的排列颇为奇巧，不循时间先后为序，不按经史子集罗列，不以儒道墨法分类，而是文史杂陈，诸子错列。此时的钱穆，将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列在书目之首，将可谓传统史学开山之作的纪传体《史记》列在差不多书目最末，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有严格的儒家伦理为内核，与钱穆的世界观更亲近；二是编年体是近现代史学的趋势，更适合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书目整体上不循时间为序，局部却注重先后，几部个人文集就严格按年代排列：不但有晋、唐、宋的代际区别，同为中唐的杜甫、韩愈也有先有后，泾渭分明。或许，钱穆是按这 24种书籍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高低在排列它们的顺序。

民国时期的学人，开列书单时从不避讳自己的作品。梁启超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甲类“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里，就列有自己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学术概论》两书；胡适开列《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书时，也毫不客气地将自己未完成的半卷《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列入“思想史之部”里。钱穆在开列24种文史书目的同时，将自己的8部著作推荐给自己的学生，其法与梁启超、胡适同出一辙。我不愿说他们是自恋，我只敢说他们是自信。

1973年，钱穆出版了《中国史学名著》一书，欲将古往今来的史学名著“一书打尽”。全书的目录，就是一个“史学名著”书单。这个书单，笔无旁骛，专著于“史”。

《尚书》，《春秋》，《春秋》三传，《左传》（附《国语》《国策》，《史记》（上），《史记》（中），《史记》（下），《汉书》，范晔《后汉书》和陈寿《三国志》，《高僧传》《水经注》《世说新语》，刘知几《史通》，杜佑《通典》（上），杜佑《通典》（下）（附吴兢《贞观政要》），欧阳修《新五代史》与《新唐书》，司马光《资治通鉴》，朱子《通鉴纲目》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黄梨洲的《明儒学案》、全谢山的《宋元学案》，章实斋《文史通义》。

历史有明显的线性特征，时间是梳理历史最有效的工具。从古到今这句话，并非空穴，而有坚固强大的历史支撑。正因为如此，钱穆才会一反《文史书目举要》的排列方式，严格按时间先后排列“中国史学名著”。对于今天史学界津津乐道的“二十四史”，钱穆显得并不上心，除“前四史”外，只列入了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与《新唐书》。至于《高僧传》《水经注》《世说新语》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名著”，钱穆也不管那么多，按着自己的心性将其列入书单。

在这部书里，《史记》讲了上、中、下三个专题，《资治通鉴》分为本体、朱熹的《通鉴纲目》与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两个章节。从占全书的比重考察，《史记》略胜；从讲解的透彻度分析，《资治通鉴》稍优。或许，此时的钱穆对二者的态度有别于开列《文史书目举要》时重“通鉴”轻“史记”，而是二者并重了。

1981年，钱穆的孙女钱婉约向其请教读书问题，钱穆就读什么书、应怎么读，专门给钱婉约回了一封信。这封信，也可视为一个“历史文化传统”的书单。

婉约孙女：

读你来书，使我十分欣慰，你们的古典文献专业，据你报吿，课程应该是注重在本国历史文化的大传统上，这是正确的。苟非对历史文化传统有认识，即不易了解到一切古籍深处；但不了解古籍深处，亦不易认识到历史文化传统之真意义真价值所在。此事艰难，望你努力以赴，勿求速进，亦勿望小成，庶有远大之希望。

《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不宜早读，《论语新解》则尽可读，读后有解有不解，须隔一时再读，则所解自增，最好能背诵本文。积年多读，则自能背诵，能背诵后，则其中深义自会体悟。《庄子纂笺》亦宜看，亦该重复看，不必全能背诵，但须选择爱诵篇章到能背诵为佳。

《论语》外，须诵《孟子》《大学》《中庸》与《朱子集注章句》为主。《庄子》外须诵《老子》。《四书》与《老庄》外，该读《史记》，须全读不宜选读，遇不易解处，约略读过，遇能解又爱读处，则仍须反复多读，仍盼能背诵。此等皆须真实工夫，不宜任意翻阅过目即算。待你读任何书有困难尽来信，我可就你困难处续加指点。

倘读中国通史，最好能看我的《国史大纲》。此书实亦难读，但我在此，待你读后有疑问，我可指点你。总之，须你有问，我始能答。各人读书所得各不同，须随各人性情智慧自己寻一条路前进，共通指导则总是粗略的。

我上面举了七部书，已够费时研读了。你若在此七部书外，临时有问题，亦可临时来信发问，总之，须具体问，我能具体答；笼统发问，是无意义的。我此信所能吿你者止此，望你深细体认了解，余不多及了。祝你进步。

祖父字 十二月六日

从信的内容看，钱穆所“举”的“七部书”，有两种可能：

1、《论语》《庄子》《孟子》《老子》《史记》《国史大纲》《先秦诸子系年》

2、《论语》《庄子》《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史记》

《大学》《中庸》虽与《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但其实只是两篇文章。所以，钱穆所“举”的“七部书”，我认可前者。四部诸子集，三部史学专著；史学专著里，一部经典，两部自著。自著里的《先秦诸子系年》可与诸子文集互为参证；《国史大纲》可补《史记》汉武后的缺失。认真读完这七部书，对中国文化的源流、历史发展的脉络应该有虽概要却颇得其筋骨的了解。

很奇怪，钱穆未提到在《文史书目举要》里位列第一的《资治通鉴》。难道是越到老年，才越识得“金镶玉”，才体味到有“杂家”味道的《史记》远比纯以儒家伦理为内核的《资治通鉴》要好得多？或许吧！

晚年，钱穆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讲座，曾列举过复兴中华文化人人必读的九部书：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

钱穆说：“至少我自己是得了这几部书的好处，所以我到今天，还能觉得做一中国人也可有光荣。”从“九部书”反观钱穆写给孙女信中的“七部书”，“七部书”所指其实只有一种可能：《论语》《庄子》《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史记》。

与前三个书单里没有任何佛学经典不同，钱穆晚年所列的“九部书”里，有一部佛学经典《六祖坛经》。钱穆虽专攻史学，但文史不分家，他也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旗帜的“一代宗师”。儒学与佛学虽不对立，而且互相渗透，但儒学的“入世”与佛学的“出世”终有冲突，传统意义上的真正儒者多远离佛学。这或许也是钱穆在前三个书单里未列入佛学著作的原因。但岁齿日增，生命的终点越来越近，儒者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余，也不得不思考一些具体事功之外的“大而无当”的问题，比如从何处来、向何处去？佛学虽不是最好的出口，但在“形而上”方面却比儒学要有优势得多。或许正是基于此，晚年的钱穆才会在自己的书单里，列入佛学经典，既指引别人，也慰藉自己。

越到晚年，钱穆积淀越深厚，视野越开阔。晚年的钱穆似乎不再是史学名家，而是文化大家，他终于可以彻底脱离“小史”之羁绊，专心于“大文”的周纳。于是，“九部书”里没有出现史学名著，所谓《史记》与《资治通鉴》熟轻熟重的问题也自然“一扫而空”，不证自解。

愈是丰富愈易发现不足，愈是厚重反而自谦，愈步入“大”愈知自己之“小”。面对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钱穆的解读、反思、提升都只是沧海一粟。所以，“九部书”里不会出现钱穆自己的著作，尽管欲窥国史者多要翻《国史大纲》，但比起“九部书”来，《国史大纲》的文化份量终究要轻许多许多。

钱穆的四个书单，由繁而简，由“史”而“文”，既是钱穆对包含国史在内的传统文化的个体认知，也是我们把握国学经典的群体需求。今天，如果人人都能走进他的书单，再从他的书单里走出来，继承传统将更加准确，自我认证将更加深切，中华民族蕴涵于血脉里的基因将更加显性清晰。

有两套钱穆的《国史大纲》，一套是“部定大学用书”，国立编译馆出版，商务印书馆发行，上下两册，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六月初版，三十六年五月、十月上海第一、三版；一套是“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之一种，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上下两册，2010年新版、2014年1月5印。草草翻过，印象不深。有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也是“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之一种，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2015年第1版1印。选择性地翻过，等于没翻。有一套钱穆的《晚学盲言》，上下两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7月2印，曾经很有兴致地翻过，早已忘了。

对于钱穆这样的史学名家、文化大家，我的阅读不但不能望其项背，可能连其脚踵也无法捉摸。我只能在对他的仰望里，在他开列里的书单里踟蹰徘徊，胡言乱语一气，算是对书柜里几套钱穆作品的安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