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还用说吗？这是我们普通百姓最常用语，还要怎么说？

的确说不清。这是一个无法定义的字，与“德”一样。按照《国语》之说“善，德之建也”，即善是德的主旨，既然“德”说不清，那么德的主旨又怎么能说清呢？

虽然说不清，但并不妨碍它成为大众心里最美好的一个字。当我们听到有人称赞自己是一个“善人”或“善良的人”时，我们心里比吃了蜜都甜！因为“善良”是对普通人的最高称誉，它的背后，是众多美好的东西的集合，还因为“善”是宗教的、伦理的、哲学的范畴内的一个无与伦比的美丽的字，它所闪耀出来的光芒妙不可言。

“善”是自觉的、圆满的、纯粹的，是每个人都想追求却永远达不到的终极目标，所谓“独善其身”是也。之所以说“善”是每个人永远达不到的终极目标，是因为“独善其身”是小善，“兼济天下”才是大善，“独善其身”是自善，“兼济天下”是劝善，劝天下之人皆善，吾辈显然不可企及。

平庸如我，只能说小善，其实连小善也说不清，所以只能说心得。善，于我是一个美好的模糊的境界，需要穿过几道雾幕，才隐约可辩远处立着一个“善”字。怎样穿过几道雾幕呢？我以为至少需要两个途径：一是包容；一是悲悯。这两个途径是行动和思想的统一，包容是行动，悲悯是思想，所以也可以认为是一个途径的两方面。

包容是宽容大度，是通往善的一根明线，看得见摸得着。海纳百川而成其广阔深邃，就是包容。蔡元培先生主政北京大学时，既极力聘请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又诚挚聘任诸如刘师培、辜鸿铭、黄侃等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作为北京大学的教授，一时间，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复古主义等各种流派百花齐放，造就了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鼎盛局面，也让北京大学成为引领中国复兴的思想圣地，靠的就是包容。如若说善，那么蔡元培先生无疑应为近代中国首善。“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曹德旺先生为社会捐款无数，却从不以为这是“善”，用他的话说，“慈善捐款只不过是金钱游戏，中国真正的善人是袁隆平”。的确，有钱人的捐赠在行为本身讲只能算作“慈”，是不是“善”还需其他评估。但曹德旺先生对于捐款的态度以及对于袁隆平先生的仰慕，则体现为包容，于是我们看见了他的“善”。

事实上，通往善的途径，光有包容是不够的，因为包容只是一种行为，既然是行为，就有可能是一种虚假的行为。现实生活中，百姓更多地感受到的反而是虚假的包容。比如，你给领导提意见，领导往往会虚心接受并对你大加赞赏，你会被领导的包容感动得痛哭流涕，等到秋后算账时，你恍然大悟，却悔之晚矣！这是伪善，伪善比不善还可怕。不善或者恶会让我们更向往善，它是反向标杆，使我们对善有更清晰的认识并坚定追求的目标。而伪善，则会令我们迷茫、懊悔，久而久之，对真善也会产生厌恶，伪善流行，像劣币驱逐良币一样最终会消灭善。真善和伪善的分水岭是“悲悯”，这是通往善的一根暗线。这不难理解，如同一根电缆，包容是电缆的绝缘皮，是明线；悲悯是电缆的铜芯，是暗线。电缆如果只有绝缘皮，无论它通到哪里，都没电，真正承载电荷的，是铜芯。

悲悯，这两个字都从“心”，横过来竖过来都是心，是发自内心的完全的爱，你若认为悲悯是“包容心”也没什么错，包容是豁达的行为，包容心就是博大的爱心。你在大街上搀扶老大爷过马路，或者把一个摔倒的老大娘送到了医院，然后对别人说：我今天做了一件善事。是不是“善事”呢？这是有待商榷的。你若说“我做了一件好事”，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但要说“善”，就得问问自己，你有没有一颗“悲悯”心？看到这里，也许有些读者会说，扯淡！我知道自己有没有悲悯心？这也难怪了，因为这种想法一旦出现，你就失去了包容的行为，没有包容的行为，也就没有包容心了，何谈悲悯？

悲悯是自心，别人有没有悲悯心我们看不到，因此对于“他善”或“劝善”我们不好妄加揣测，只能对“自善”进行反思。怎样反思？自责！对一切发生的事，你自责了吗？比如，有人构陷了你，你自责了吗？构陷是一种恶，一些人会因为被人构陷而诅咒构陷者，当构陷者有一天真的被一泼尿淹死时，这些人会长舒一口气说：“恶有恶报，活该！”这是正义。而悲悯者会自责：为什么恶人在我身上完成了恶举？如果我足够善，不但不会造就别人的恶，还会像黑洞一样将恶吸收得无影无踪。悲悯如是。自责是自觉的基础，当自觉形成，悲悯就是下意识思维。

以悲悯心为前提的包容行为，是通往善的捷径，虽然我们还看不清“善”，但“善”会离我们越来越近。

这样看来，“上善若水”就有失偏颇，“上善若光”可能更为贴切。一想到光，就温暖而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