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走出学校，分配到医院上班。 医院只有三栋两层土木结构的小房子，依山而建，我被安排在土楼的楼上，大约有十来平方的小房子里，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凳子，这就是我的新家。

那土楼，除外墙是泥土石头做的，里面是木楼板、木楼梯，就连里面的房与房间之间的墙也是用木板隔断的，那灰褐色的外表已经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春秋。如有人上楼，楼板就会发出咯咯吱的声响。

那时冬天格外寒冷而漫长，尤其到了夜里，满耳呼呼的风声，随时就从木板缝中、紧闭的窗户（那时窗户不是玻璃，而是塑料簿膜）钻进来。土楼好像在风中摇晃，让人担心一不小心就会被吹散。不过一觉醒来，土楼仍安然无恙。

想起那时下雪，好像也是有程序，气温突然骤降，先下小雨，冻雨敲在房顶上“叮叮”作响，接着是雨夹雪，慢慢的雪占了上风，雪花的碎片儿飘落，如同顽皮的孩子把白纸撕成粉末儿，一片片地揉搓，再从高空抛洒下来一般，几个小时下来，就把五颜六色的田野变成了一遍银白色。有时我从病房楼走到外面，抬头一看，不由得一阵惊喜：呀！下雪了。回到宿舍，拥被躺在床上，才感到温暖舒适，听着轻柔的落雪声，不一会儿就进入梦乡。

下大雪大多是在晚上，有时第二天早上上班才发现，医院的路上已是一层厚厚的积雪，一脚踩下去，就是一两尺深的雪坑。我们上班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先扫除积雪，以免前来就诊的病人滑倒摔伤。

记得我儿时是喜欢玩雪的。或许衣服穿的比较单簿，或许是玩雪的时间太长，那年代的娃娃手脚几乎都要留下冻伤的痕迹。刚参加工作的那年的冬天，我运气好，医院给每名职工发了一双翻毛皮鞋，虽然没有现在的皮鞋漂亮，但让人感到不仅是脚的暖和，心里也暖和。

单位职工每到冬天都要发取暖费，每人分八十到一百斤白碳取暖，晚上如有哪位单身汉在寝室升火了，年轻人都会跑来串门取暖、打花牌、走象棋、喝茶、聊天，一玩就到深夜。

医院那时只分内科和外科，每科配置了一个火盆，冬天火盆里炭火终日不熄，让办公室充满暖意。医生晚上加班是常事，吃过晚饭就抱一本书到办公室，坐在火盆边，一边烤火一边看书或翻阅病历。

那时住院病人少，特别是冬天，屋外北风怒号，一股股风穿越树林，发出凄厉而悠长的呼啸，病房里的阴冷，病人的病情稍有好转就出院了，只有一些重病人，才不得不留在病房里。到了夜里，科内显得冷冷清清，难见几个人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土家山寨的传染病多，住院病人传染病几乎占了一半，只是没有现在的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强，不过还是经过了近十年普种疫苗才将那些传染病慢慢扑灭。

那时的冬天要给病人做手术，手术室就要先发火升温，手术室面积大，一盆火还不行。好在那时门窗的缝隙多，不然时间长了会一氧化碳中毒。偶尔有急诊需要手术治疗，医护人员就顾不上那么多，不得不边做手术，边发火升温，毕竟抢救生命要紧，只是苦了病人。

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到至今现在，医院先后在原来的土地上建了三栋十几层的高楼，曾经的单一内外科分成了二十几个专科，医护人员从原来的不到百人增至七百多人。走进冬天里的医院，让你立刻温暖起来，忘却了原来是寒冬腊月。中央空调让每个病房、手术室、办公区域、走廊都释放着同样的温度，患者因寒冷、病痛而蜷缩的身躯舒展开来，医务人员给病人体检的双手、听诊器不再冰冷。

到了新世纪，随着传染病的发病率逐年下降，医护人员转战慢性非传染病的防治，如脑梗塞，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等，曾经的一个内科分成十几个专科。在乡亲们的印象中，内科医生主要是药物治疗，手术治疗是外科医生的专利。没有想到二十年后，我们单位也培养出自己的专家和团队，开展了微创手术，病人在清醒中，无痛状态下，不知不觉就轻易化解病人的顽疾。

正当大家聚在一起讨论二十年前的非典， 它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冬天发作，夏天就消失了呢？最终它跑到到什么地方去了时候，它却变了一张面孔来了，大闹了三年，非要跟每一个人亲吻一下才肯离开。在新冠病毒肆虐的这三年，曾经的专科医生又变成了全科医生，全体动员，冲在抗疫最前线，与肉眼看不见、摩不着的病毒在搏斗，与死神抢时间。

在我的印象中，近十年的冬天持续时间短，没了那剌骨寒冷，县城周边有好几年没有下大雪了，偶尔下一场雪，飞点雪花，不一会儿就化了，多年已没有见到扫除积雪场景。可过去的三年的那几个冬天给人的印象是寒冷的。记得我在上新冠隔离病时，屋外正北风呼啸，大雪纷飞。虽然当时已安装了中央空调，可开起有传播病毒的风险，医生，病人只好硬扛着。下班后在隔离区休息，棉被就成了最好的伙伴。冬天的病房，医务人员依旧是一身白衣，而在白衣下却有一颗炽热的心，他们用爱心，让每一位患者都感受到温暖，疾病得到了应有的治疗，病人得到了及时的帮助，给他们力量，让他们看到了希望，坚定了的战胜病痛的信心，在这个春天到来时，一个又一个生命又现鲜活。

冬天早已过去，春天已经到来，可现实告诉我们，科技虽在进步，但病菌也在变异中，我们必须以昂扬的斗志去迎接新挑战，探索大自然的奥秘，让我们的春天更加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