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来春去，日升日落。在我们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地方，在我们察觉到、察觉不到的时刻，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时间已经在悄悄溜走。挽留不住，也无法挽留。

临近终点的时候，回望平生路，几多感慨在心头。是欣慰还是遗憾，每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感受，绝无雷同。

苏轼先生一生大起大落，几经荣辱。曾居庙堂之高，亦处江湖之远。他做过礼部尚书，也做过翰林学士，还做过知府，做过大大小小各种官职，春风得意荣极一时；也曾被贬海南不毛之地，饱受瘴疠之苦，无茶无酒，食不果腹。几番悲欢离合，在生死边缘游离，又有幸生还，他早已经把一切都看得很淡。

1101年三月，年逾花甲的苏轼先生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遇赦北归。由虔州出发，经南昌、当涂、金陵，五月抵达真州（今江苏仪征）。途经真州时，到金山龙游寺，看到昔日好友李公麟为自己所作的画像，抚今追昔，不免百感交集。画中的他还是年轻时模样，当时风华正盛，人生得意。到如今，几经坎坷波折，已是桑榆暮年，追忆自己的一生，苏轼先生写下了他生命里的最后一首诗：

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那么，他在被贬谪的期间，都做了什么事情呢？

苏轼到黄州的时候，正是他被下狱一百零三日，死里逃生之后。这是他命运的转折点，他当时的心情低落郁闷，可想而知。所以不时到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尽管身世飘零，历经苦难，苏轼先生也没有怨天尤人，为自己哀叹。而是以乐观豁达的态度在黄州的山水间游历，不仅开阔了视野，更寄心情于文字，从此奠定了他不朽的文学成就，诗词创作达到了巅峰。期间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流传千古的绝唱，成为词坛上耀眼的明珠。公务之余，他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苏轼在那时起的。仕途失利，他却在贬谪路上，树立了一个全新的自己。写下了“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豪言壮语，其心境豁达由此可见矣！

苏轼先生第二次被贬是在惠州，也就是大庾岭之外的岭南。大庾岭就是唐代宋之问笔下“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的烟瘴之地。寻常人若是被贬岭南，无不悲戚哀叹，但苏轼先生却卓然不群，他摆脱了名利官职的束缚，反倒自由自在如鱼得水。当地官员与之结交，受平民百姓尊敬爱戴，更有友人不辞辛苦长途跋涉到岭南去看他，人缘儿好得不得了。他欣喜地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简直是乐不思蜀了！这期间，他不仅限于文学创作了，还捐献钱物，用于筑堤修桥。脚踏实地的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以回馈大家对他的热情。一直被压制的政治抱负，略得施展，即见成效。

可是，偏偏有人见不得他过得好。苏轼先生晚年，再度被贬到更远的海南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那时的海南，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旅游圣地，而是“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屋，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蛮荒之地。他以垂老之躯，孤苦伶仃的住在四处漏风透雨的官舍里。后来连官舍也不得住了，被人赶了出去。幸得友人相助，在城南“污池之侧桄榔树下”，盖了几间泥屋，才得以安身。他该绝望了吧？他该悲戚了吧？可是他没有，反而愈发坚强起来。他劝导民族团结，主张“汉黎平等”。一面开办学堂，用中原文明教化当地百姓，改正陋习；一面教当地人挖井、修桥，传授农耕知识，帮当地百姓医治病痛。尽管生活条件艰苦，却倍受海南民众的帮助与爱戴。他不得机会治理一国，有了机会便造福一方。在儋州三年，他培养出大批优秀的学子，为后来大量海南学子科考中举奠定了基础。

苏轼先生是个非同寻常的人，他居庙堂之高，则尽力辅佐其君；处江湖之远，则热忱帮助其民。无论身处何地，他总是心怀百姓家国；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他总是豁达乐观面对。他在人生终点回顾的时候，没有叹息、没有遗憾，却更多的是欣慰！黄州、惠州、儋州，见证了他的苦难，也记录着他的丰功伟绩！

今生，愿做一个像苏轼那样豁达的人！逆境吓不倒，困难压不垮。所有生活给予的悲伤，能一律豁达去面对。愿自己将来回顾生平的时候，能欣慰地说出几件称心的小事，无愧、无悔！则此生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