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起孟子，就想到孟母三迁的故事，想到孟子不肯屈尊谒见诸候的做人处事态度，不由得感觉到一种正义的力量，正直的品格。

　　一个有思想而不趋炎附势的圣人，他的身上总是折射着一种健康的人格魅力。

　　他的学生曾劝他谒见诸候，说以他的才华，弄得好“大则为王，小则以霸。”他则回答说：“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诸候必须以礼相招，才肯去谒见，决不接受不合礼法的逢迎。他决不勉强自己低三下四去求人，对于不愿去谒见的诸候，他宁克远避，也不愿竦起两个肩头，装出一副谄媚的嘴脸去讨好。有一次，孟子本想朝见齐王，而齐王却虚伪地派使者告诉他本“如就见”，因有寒疾，不可以风，要他在朝庭上相见。孟子知其摆架子的意图，也称“不幸有疾，不能造朝”。接着出吊于东郭氏，又借宿于景氏之家，保全自己的人格尊严。这个风骨，在封建君主时代可真有点另类了。

　　对于儒家传承人来说，孔子的“学而且优则士”思想始终也是他所倡导的，他认为，“士之失位”犹“诸候之失国”，但在求仕之途上，他决不为了一官半职而降低人格，为谋求官职而不择手段。他的《齐人》一文中，用生动的文笔描述一个在坟地毫不害羞地向人乞求酒菜、回家又向妻妾炫耀的人，最后笔锋一转，讽刺那些士大夫求官像这位齐人一样不择手段、追求富贵的丑恶一面。不畏权贵，不委曲求全，不屈从某种潮流和势力，自己才能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不因别人显贵而逢迎，也不因对方贫贱而骄横，他曾引曾子的话说：正义如果不在自己这边，对方是个卑贱的人，也不去恐吓他；正义如果在自己这边，对方是千军万马也敢勇往直前。面对权贵坦坦荡荡，面对利益襟怀坦白，这一点上，孟子的人格修养的确可为万世师表。

　　在封建君王时代，孟子不盲目、无条件地忠君，他可以和君主随意谈心，明确说出“得到多助、失道寡助”的哲理；他可以劝告齐宣王行“王道”，施“仁政”，以民为本治理国家。对于不得民心的君王，他说得很明确：“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上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不仅如此，他还提出，对一些无道之君，臣子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有过“可谏”，“暴君可诛”，这等于是向天下宣，君主并不是神圣不可触犯的，对于不肖之君，可以打倒、可以更换，可以诛杀。这些激越的观点，在君主时代可真是冒险啊。这一点相比于孔子的“畏大人”要高尚多了。孔子连经过国君的空座都要“色勃如也，足躞如也，其言似不足者”，“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这个对权贵诚惶诚恐的思想，直到今天还在一些官场中蔓延着，而孟子的思想中，却把个人的人格尊严放在第一位，甚至敢于触犯国君，实属不易。孟子的民本思想，在那个时代的确是非常进步的，可惜，后来封建集权制一步步加强，君权越来越集中，臣对君的服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民主更是无从谈起。时至今日，这种“官本位”的封建遗风仍然沉淀为中华民族的内在的精神要素。

　　“仁”是儒家道德学说的核心，到了孟子时代，他把这一道德学说发展为“仁”、“义”、“礼”、“智”四大善端，提出“独善其身”、“杀身成仁”、“尽性至诚”、养“浩然正气”等观点，这些观点更多地指向人的内在修为；在政治上，他提出“仁政”、“王道”、“民为贵”等观点，主张减轻对劳动人民的压迫，争取民心，重视民众，这些思想与统治者抽需要的“愚民政策”相悖离，自然不适合统治者的需要，但从中可以看出，一代圣人孟子，是一个刚正不阿孟子、思想自主的孟子，敢于坚持正义的孟子。

　　有思想的文人太不不适合做官。因为刚正，孟子总不适应君王的意愿，只适做思想家。虽然有过一段时间贵为齐宣王卿大夫的经历，但后来还是被排除在政坛之外，以回家讲学渡过余生，满腔治国理政的才华无法伸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