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折的激荡时代。青铜与铁器的剧烈碰撞,终于爆发连年的弥天战火。硝烟中，历史的沧桑把“士”推上了时代的大舞台，让其扮演着各种重要的角色。

　　士一登场，便受到社会广泛的青睐。中国文化的先驱者孔子，恰好站在士崛起的历史关头。孔子曾对门下的弟子语重心长地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不愧为思想大家，一句话点破了千古中国士人的基本性格。孔子的道，是自然的天道，更是世间的人道。它是政治的公理、正义，是文化的合理传统，是高尚的道德、正直的人格、自由的精神。道的涵义非数言可了，道的境界非凡人可明。“士志于道”是孔子对其弟子，也是对天下人极为高远的一种境界。然而，孔子既教人热忱地出仕，又劝人明智地避世。出仕参政是为了弘扬道，避世隐居是为了维护道。仕与隐的千古不解情结便是这样开始，道义的引力与富贵的诱惑之间必然存在着太多情感冲突。黄河之水，千古难清。太平盛世，百年难遇。孔子也看到了仕与隐在士人内心深处引起的这种矛盾冲突，他反复地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也只有以此在激励士人洁身自好，用人格上的耻辱感去抵御富贵的强烈诱惑。

　　大凡有高远志向的人，都有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孔子很自负，说将周文王、周武王的盛世重现于东方。为了实现这样的抱负，孔子不辞风尘，游走列国。作为一个热心的救世者，孔子在周游列国的路上，被许多隐士泼以冰凉的水，那时所表现出来的心态十分复杂，也耐人寻味。子路问津是个很有象征性的故事。孔子周游列国，不知是到了哪国被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孔子让子路去向两个正在耕地的老农问渡口。谁知这两人是隐士，于是发生了一场有趣的对话。两人戏弄了子路一番后，说：天下像这样滔滔河水挡“道”的东西太多了，你同谁去改变它呢？你与其跟着孔丘那样逃避坏人的人，为什么不随着我们这些逃避整个社会的人呢？说完，掉头自去干活了。子路回来告诉孔子，孔子怅然若失地说：鸟是飞的，兽是走的，它们是合不到一块的。其实我也很想与他们一样隐逸于山林，假如天下政清人和，我也不会宣扬变革了。孔子内心深处也想追求安逸，只是他的抱负太远大，理想太强烈，有些事欲罢不能。孔子的人格在这变得多重了，只是他的心还是有热度，所以他还要在浊世奋力地飞，暂时还不能也不想归隐山林。

　　鸟终有倦飞的时候，凤凰亦不例外。孔子像一只高傲的凤凰在外飞了很久，很远，一晃十五年。几经波折，历尽风霜，终于没有找到可以栖止的梧桐，疲倦而返了。或许他是听了楚国狂人接舆的“凤兮”歌方才醒悟的。接舆疾呼凤凰之德衰，好似说：怎么乱离之世，凤凰也瑞临出现了，难道凤凰不讲高洁了吗？几经嘲讽，孔子终于心身疲惫地发出哀叹：归与！归与！他真的返回鲁国，闭门著书，写出不朽的《春秋》，那情形与隐士也没有什么区别了。世人很少把孔子视为隐士，其实，孔子的大半生都在隐逸，只是世人还不真正理解孔子的隐逸方式而已。他试图该隐的时候则隐，该仕的时候则仕。他周游列国，遭遇太多的波折，救世的热心愈渐的冷淡，而隐逸之情却与日俱增。他最终走上了真正隐逸之路，与栖鸟同群了。

　　归来的孔子内心寂寞而悲哀，满腹经纶，一腔热忱，只落得教书写书的份。他当年重兴周文王、周武王盛世的希望破灭，积郁的结，已经无法解开了。当他无法实现理想时，内心的隐逸意识也就慢慢地浮现出来。其实，孔子一直向往纵心自然、与世无争的生活，只是远大的抱负将这思想阻隔。他认为真正的隐士并非为隐而隐，而是为道而隐。所以当隐时则隐，当仕时则仕。仕者也亦然。这也是孔子的隐逸与古往今来的隐士的区别，也是世人不将孔子列出隐士的缘由。观孔子一生，穷、达二字不可偏废。孔子是行义者，也是隐居者，这是安贫乐道。晚年的孔子视年少三十岁的学生颜回为知音，原因也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