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段文字来描述杜甫困守长安十年，应该是十分适合的。但是天将降于杜甫的大任却不是治国理民、拯危济世、致君尧舜的政治宏业。杜甫困顿十载，备尝人世炎凉，最终换来的不过是河西一尉。这个九品的官阶其实是当时中进士者都可以被授予的。对于二十年间“耻预常科”，并曾有过因献赋“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这等非凡际遇的杜甫来说，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他虽经多方努力，辞去了河西尉，然亦只是改为从八品下的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心中却满是失落与无奈。

　　随着数十年来对官的种种梦幻、期盼、追寻与苦闷告一段落，杜甫深感不得已，却已从前一时期因官引出的狂热和激愤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心绪开始趋于平静。至此，杜甫方能对自己、对被自己理想化的圣朝进行全面、冷静的内在反省。于是，圣朝的腐朽、现实的龌龊，一一如狂涛怒浪干涸之后高踞于河床中的巨礁，成为豁人眼目的景观，在一片宁静中赫然地呈露出来其本来面目。而诗人自己前一时期急功近利，随波逐流的行止也成为漂浮脑际心眼，挥之不去的庸俗漫画，使他早已深有感触“已悲素质随时染”的自伤进一步转向更为深刻、彻底的自省。前一方面无疑直接促成了杜甫诗歌中批判现实的特征形成，后一方面则对于杜甫人格的重新整合、对于诗圣人格境界的形成都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

　　印第安人有一种传统：在乡间设置一种专门的住所，使入居的人能够逃避日常生活有关的各种焦虑，以便能够苦思冥想和反省回味人生的意义。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晚年即致力于这种静修所的创立、指导工作，健康人在那里研究自身和自身的价值，为个体生命的成长、寻求新的活力、新的目标。从抽象的意义上说，杜甫官定后逍遥率府的这一段日子，在其人格成长过程中正起着与静修所相类似的功能。他通过对以往人生的静观回味，终于能使分裂的人格获得新的整合，迷失的自我得以在新的人生高度上的回归。而作于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则为我们记录了诗人内省的要义，展现了诗人自我复归之后所达到的新的人格境界。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此为诗中第一大段，也是理解杜甫人格因内省观照而发生变化关系最为紧密的一段。它表述了了如下几层与个体人格发展有关的意思。

　　其一，杜甫重点叙明其“许身稷契”生平大志的坚定不移。这与他早年“致君尧舜”之志并无质的不同，但在此时再度高扬这一理想主义的大旗，则意味着杜甫在历经困顿、幻灭之后，虽希望已趋于微茫，现实已不容幻想，却仍然不顾世俗讥笑、不愿江海怡情，不惜白首契阔，仍然不改初衷，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种更为自觉、成熟的人生选择。这与其早期人格有着明显的连贯性，但其间的差别尤不可不注意。就杜甫之人生志尚而言，以此诗为界，前后之间实已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变化。在此之前，杜甫不仅“窃比稷契”，而且其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实有着根本同一性，换言之，他所做的一切都指向于这个理想的自我，而实现这个理想自我也便是成为现实的稷契，即建立可与稷契比拟的功名、事业。但是经过多年的坎坷，杜甫对现实、对自我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此即杜甫“老大意转拙”的拙之所在，亦是其经过认真的内省后对自己的人生理想的重新调整。因此，杜甫人格中“窃比稷契”之志虽未变，而其义却比此前更切近实际。

　　其二，杜甫在重新确立人生理想的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意志力量。在困守长安的十年中，他有过此身饮罢无归处的迷茫，有过吾人甘作心似灰的消沉，有过何当摆俗累，浩荡乘沧溟的出世之恩，甚至有过连儒术、孔丘都一并加以否定的离经叛道之语。说明诗人在逆境中意志亦有动摇。杜甫在长安求仕期间，其意志力量在一定程序上屈从于外在压力而失去独立性，在坚持性等方面亦有所弱化。而经过认真的反思之后，诗人消除了犹疑，明确了目标，对自己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其意志力量既获得了出乎自然、发乎本心的内在撑柱，又得到“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式的终生性延伸，从而在刚性、韧性上均得到强化。使理想主义的持守有了可靠的保证力。

　　其三，与前两方面相比，杜甫对自我行为的道德反省对其人格发展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所谓“宁守贫贱”、“不屑随时俯仰”乃是杜甫在有过与此相反的行为屡遭挫折、未能得志之后的一种自觉意识。而越到后来，这种意识也越明确。随着认识的加深，诗人终于以简洁的语言将问题的核心要害一览无余地展露出来：朝中王侯原来不过是只知“自求其穴”的“蝼蚁辈”，而自己则胸怀壮志，虽权势与其不可相比，然人格则足以鄙视之。所谓“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均”。以此千均之重，反向彼蝼蚁辈干谒求进，既有违道不同不相为谋之古训，亦深感耻辱。这自然是杜甫通过对以往生活的反省得出的结论，注家或径将“耻事干谒”视为下面“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的原因。这样解释反使杜甫有文过饰非之嫌，亦埋没了诗人因内省而获得新的道德自觉，忽略了他至此又终于能以真诚的态度审视现实及他人与自我的道德体验能力的复归。从个体人格的发展来说，杜甫道德意识的复归使其曾一度弱化的道德力量得到加强，从而也增强了其意志力量，并为其理想注意提供了充实的内在根基。

　　上述三方面的变化使杜甫人格获得了一次系统的整合重建，诗圣独特的忠烈人格境界正是以此为新的起点在杜甫此后的人生中渐次得到完满的呈现。杜甫之所以能在这一阶段对自我人格作出新的调适，故然与他饱经忧患的人生经验有关。杜甫写作《咏怀五百字》时正好四十四岁，他对理想的精神境界特别关注、对急躁冒进和道德力量弱化的人格特征及立登要路津的现实目标的消除与放弃、对自我人格的整体调适有着成熟的趋向。他身处率府其实并不逍遥，而所得微禄竟不能避免幼子夭折的悲剧发生。可谓事业无成、生计无着，基本的生活需求满足仍然处于严重匮乏状态。并且在其后半生始终处于同样的或者更差的物质条件下却始终向个体化的境界升进着，完善着一颗伟大心灵的老杜，也是常人所难及的。这正是杜甫人格的独特之处，也正可见出中国文化集中体现于杜甫身上的闪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