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中“孔子世家”对孔子有这样的一段评价：德如高山人仰慕，行如大道人遵循。忆往昔，天下多少英雄豪杰、君王贤人，在他们在世时都那样的显贵荣耀，但他们死后，一切便了结了。作为布衣的孔子，读书人是那样的崇拜他。上至天子诸侯，下至平民百姓，凡是中国谈六艺的人，莫不以孔老夫子的学说作为论辩是非的标准，他真可谓是一位至高无上的圣人啊！

　　孔子虽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但在政治上一生都郁郁不得志，在经历了杏坛设教、短暂的参政及周游列国后，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理论学说始终不得见用，在暮年只好返鲁。于是他潜心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教诲徒众。

　　西周和春秋年代，周王室和诸侯各国都没有史官专门纪录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当时有一种“赴告”制度，即王室或诸侯国发生什么大事，必须向各国通报。所谓“《春秋》之因鲁史，鲁史之文赴告”。《春秋》是当时鲁国的一部编年史，也是我国流传下来的一部较早的史书，记事起于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每年只简约记载几件大事，取春、秋以概括四季，故名之曰《春秋》。

　　孔子依据鲁之官史《春秋》而加以删削，以寄托自己的政治见解与主张。旧说孔子作《春秋》，定名分，寓褒贬，乱臣贼子惧。其实当时各国都有此类史书，晋国称为《乘》，秦国称为《记》。据考证，孔子在鲁并没有任史官，只是依据旧史加以整理，以诲生徒。

　　孔子作《春秋》，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他将自己的历史观、政治观寓于史中，在行文中反对和抨击擅权和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他认为西周初年周礼所定的名分不应任何改变。谁如果违背了，便是大逆不道，就应记之史书，以诫后世。

　　孔子编《春秋》，讲求记实的态度，文中对鲁君、三桓、诸侯大事记载颇详，上古之事亦有所栽，其中内容，除政治、经济、军事之外，还尚有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如蚀、彗星、地震、水旱、蝗灾等，均有记载。同时，由于受当时书写条件的限制和时代局限，《春秋》文字极为简略，有的一条最长不过四十余字，最短只有一字；有些内容空洞、抽象、不相联属；有的地方又“为尊者讳”。如称霸一时的晋文公，曾逼令周天子到了河阳，孔子认为若照实写出，有损周天子的威望，于是他便写“天子狩于河阳”。文中具有浓重的正统观念、宿命论思想等。

　　孔子自己就非常看重《春秋》这部书，他曾对别人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孔子之所以看重《春秋》，那是因为“《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存王国，继绝世，王道之大者也”。明“王道”，本是天子之事，现在却有《春秋》来承担，以待后之王者。孔子终生碌碌，不见用于当时，却又不甘心，于是便发出了“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悲戚之情，油然而生。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壶遂（当时的天文学家）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用，故作《春秋》”也似乎印正了孔子的这一复杂而矛盾的心理。

　　在作《春秋》时，孔子的儿子孔鲤和弟子颜回先后死去，他异常悲痛。公元前481年，鲁哀公把孔子宣进宫来验证颜回否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有人来报，孟孙氏的一个赶车倌在武城（今山东嘉祥）捕获了一只怪兽，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想请夫子前去辨认。于是夫子就和鲁哀公一同前往观看。

　　孔子望着中箭身亡的怪兽，失声惊叫到：“这就是麒麟啊！麒麟似鹿非鹿，似马非马，它是祥瑞的象征，只有圣明君王在世的时候才会出来。如今它刚出现，又被射死了。这不是个好兆头啊！”他躬下身，用双手抚摸着麒麟的角和头，最后捂住它身上的箭痕，久久不肯离开，恨不能施展起死回生术让它重新获得生命。

　　孔子眼睛模糊地盯着麒麟，悲愤地长叹道：“麒麟乃仁兽也！如今出而被害，看来我的道完了”

　　孔子把鲁哀公送走，悲怆地闯进家门，一眼望见几案上自己正在写着的《春秋》，更加触景伤情，遂提笔写道：“鲁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鳞。”然后搁下笔，再也没有心思继续写下去了，至此，一部没写完的《春秋》就结束了。二年后，即公元前479年，这位伟大的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带着他未能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遗憾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