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一部史学作品，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司马迁是一位史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通过手中的笔赞美了汉文帝、汉景帝、管仲、晏婴、荆轲、项羽等明主、贤相和英雄义士，鞭挞了秦始皇、田蚡、张汤等暴君、贼臣和恶吏，表现出反抗强暴、同情弱者的思想感情和爱憎分明的人生态度。司马迁之所以取得这么高的文学成就，主要原因是吸收“诗可以怨”、“发愤以抒情”等前代文艺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发愤著述”说，并把这一学说作为自己创作和成书立说的基本原则，贯穿于整个《史记》之中。“发愤著述”说立足于主体情感的角度，探讨了文艺创作的动机与功能等问题，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其历史贡献巨大。

　　“发愤著述”说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的《诗经》。《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真实、深刻、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很多篇章都是作者不满现状、抗议统治者的愤懑之情的抒发，即所谓“赋诗言志”。《毛诗序》说：“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这里所说的“变风、变雅”就是指那些反映政乖民困的社会现实的怨刺诗和讽喻诗。例如《伐檀》、《硕鼠》等诗反映了奴隶们在沉重的剥削压迫下的觉醒与反抗，表达了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理想。《正月》、《节南山》、《板》等诗反映了社会离乱和民生凋敝，暴露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这些优秀诗篇对生活有很深刻的认识，艺术概括力很强，是最早的因愤作诗、以诗泄愤思想的流露，表现了对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和批判精神，奠定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基石。

　　根据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所说，孔子曾经对《诗经》进行过整理和编订。在这一过程中，孔子总结性地提出了“诗可以怨”的文艺理论。《论语·阳货》记载着孔子的这样一段话：“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什么是“怨”？孔安国注作“怨，刺上政也”，也就是诗歌的社会性功用在于对不合理的上层统治进行贬刺、讽谏，目的是使政治改善。孔子主张“仁”，但他同时认为，对日常生活中一切违反“仁”道的东西同样可以“怨”，如果统治者不爱惜民力，那么民“怨”则是正当的，合理的。

　　战国时代的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文人作家，他首次从创作的角度，明确提出“发愤以抒情”，强调了“发愤”这一特殊命题。他在《九章·惜诵》中写道：“惜诵以至愍兮，发愤以抒情。”这里的“愤”实际上就是一种“怨”情。屈原针对秦国日益强盛、楚国日益衰弱的形势，提出一系列主张，以期振兴楚国，统一天下。但是遭到楚国贵族中保守势力的排斥打击，被放逐江南，最后怀忠抱恨，自沉汨罗江而死。那首反映屈原坎坷政治生活经历的代表作《离骚》，表达了他追求美政理想而与一切丑恶事物顽强斗争的精神，揭露了楚国贵族贪婪成性、结党营私、争权夺利以及陷害忠良的罪恶行径，是屈原一生高尚精神境界的艺术概括。屈原的“怨”与“愤”是个体生命意义与国家兴旺紧密揉合下理想幻灭的悲哀，具有一种崇高的悲剧美。

　　司马迁则将“诗可以怨”、“发愤以抒情”的理论发展为“发愤著述”学说。《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他提出“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并列举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子等人的事例来论证“发愤著述”的思想，最后得出“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的结论，不仅是对前人创作经验的理论性概括，也是作者切身体验的理论总结。司马迁开始写作《史记》七年后，因李陵事件而惨遭腐刑（阉割之刑），灵与肉的凌辱所带来的苦闷、焦灼、愤慨，使他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从此更加憎恨暴政恶吏，同情贫贱和不幸者。他将满腔“怨”“愤”倾注在《史记》的写作之中，表彰善良，贬斥邪恶，寄托社会理想，使《史记》增强了理想的光辉和批判的锋芒，终于成就了这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发愤著述”说主要是通过作家的不幸遭遇，揭示当时社会现实的黑暗不公，肯定志士仁人的忧患意识，讴歌不屈于命运的抗争精神和对自我价值的不懈追求，带有强烈的民族文化特色。他对于后世人们认识文学创作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建安诗人、陈子昂、李白、杜甫、欧阳修等文学大家自觉运用这一理论指导自身创作，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