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十一月十日，梁济先生留下“国性不存，我生何用”的遗言，自沉净业湖（今积水潭），距离其六十岁生日还有三天。

三天之前，他问自己的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年轻的梁漱溟当时正在北大教哲学，他的回答是：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老爷子叹了一口气，能好就好。

梁漱溟本人就是一个传奇。这个和主席有过数次过从的主席同龄人考试没有被北大录取，一篇研究佛教的文章却成了北大的教师。而在他漫长的生命里，他始终致力中国思想和哲学的研究，为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大思想家和哲学家、国学大师，同时，他倾力于乡村建设运动，又是真正的社会学家，为学界和社会公认。即便并非文化中人，人们也都多少知晓一些他的傲气和风骨。纵观其一生，与流俗绝缘，无谄媚之语，又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

和父亲的遗世相比，梁漱溟的不同在于他是入世的。他坚信世界会越来越好，投入了这种努力和改变，最终也看到了不少让他欣慰和释然的状况。相反，梁济先生原来是清朝的举人，做过不小的官。他很大程度上的殉清也不是愚忠，因为他很清楚清朝原本无药可救，浩浩汤汤的历史趋势也是铁律，他的怀疑和绝望在于清朝都亡了七年了，国家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如鲁迅所言：不过打倒了一个皇帝，冒出了更多的皇帝而已。

鲁迅也是入世的，为改造国民性，他弃医学文，小说的力量不够，改用匕首和投枪般的杂文，既不为权贵所动，也不会因为时局所引，更不会为公众所误，他的文字乃至于他的人格力量至今实在很难有人比肩，他是一个真正的战士——人民的战士。

我想我们很多后人也读书，也写文，也清谈，也杂议，但是我们往往读着，写着，聊着，绕来绕去，最后往往偏离了自己的初衷，抑或是我们自己原来想要做什么、表达什么可能都丢了。

不是扣帽子，就是几个问题：我们还在思考吗？我们在做些什么？

必须说，我们现在真的很难找到曾经年代里冒出来的知识分子群体。现代教育体制的完备造就一大批知道分子是水到渠成的，专业之精细也为之前所无法比拟，但是真正地对于世界的思考，对未来的谋划，对于最广大的群体那种忧心忡忡并不多见。我们读书、写文要么追逐于名利，要么流连于谈资。反应倒是很快，但是多半也就浮光掠影，过后也就打扫庭院，各回各家去了。

而这种匆忙的反应毋宁说深度不够，有些更多的是误判，自己浑然不觉而波及他人，折射出一些令人警觉的信息。

2020,年即将结束。众多辞旧迎新的文字铺陈而来，罗列在一起，不外乎几句话，我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疫情，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但是我们还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来年一则希望世界更好，二来我们无坚不摧。

是事实，也很提气。毕竟像新冠疫情这样的冲击我们控制得相当之好，况且，在抗疫的同时，我们的经济文化等等所代表的综合国力并没有因此而止步不前。所谓双战双赢，是有根据的。

面对2020和以后的世界，我依然想重复梁漱溟先生的那句话，世界会好的，总是向好的地方去。

这不能是一句空话，要有行动。如果希望未来更好，那么现在包括以后的每一步都应该为其加分，过去的一年我们还是有些事情值得稍微往深处挖掘一点的。

疫情爆发，封城、抗疫，追责、支援武汉、礼遇英雄等等，这一系列组合拳的确显出了中国力量。作为一般的老百姓，我们服从管理，出钱出力，为武汉加油，为全国助力，罕见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让世人尊重。可这当中就没有不协和的声音吗？有！先聊聊一个被广大阅读者追捧的一段网文：

己亥末，庚子春，荆楚大疫，染者数万，众惶恐，举国防，皆闭户，街无车舟，万巷空寂。然外狼亦动，垂涎而候。幸龙魂不死，风雨而立。医无私，警无畏，万民同心。月余，终胜，疫除。此后百年，国泰民安。

文字怎么样？很流畅的聊斋体，熟练且精到，能唬死个人。一时间类似的文言不断涌现，一个全民被疫情包抄的困境下，俨然有作文秀的嫌疑。我无权反对别人怎么做，一如别人无权干预我的想法。看到类似的文字，我不但没有为其文采所感动，相反很狐疑：哪来的闲情逸致？这个文字游戏玩得挺嗨哈！作者心中到底是关注被疫情裹挟的民众还是更在意这段文字所换来的廉价的好评？芥川有一篇小说，写一个画家面对正在被烈火灼烧的女儿画出了他最满意的一幅画。不少人对日本文学很推崇，我看无论是川端、三岛、芥川还有村上、太宰，我认可他们的艺术水准，但是我无法接纳他们文字背后的东西，包括他们自己相当一部分人最后自残的宿命。这不脑子坏了吗？女儿正被烧死，自己还能作画——尽管是被逼的！

在我们上中学的时代，学过很多如花似玉的散文，一般不用百十来个成语和三五十句排比是不会罢手的。现在这些文章在课本上几乎绝迹了，很大原因我想就是因为那个年代的人真实的生活不是那样的，如果作者作灵魂的拷问，是写不下去的。三年自然灾害，你怎么能那般热心地讴歌丰收——这个不展开。六七十年代，最火的作家是谁？是浩然！最火的作品是《金光大道》，年轻人可能已经很生疏了。而他们现在追捧的那些人在干什么呢？沈从文在博物馆研究服装；老舍在面临着批斗而焦头烂额；丁玲在北大荒；巴金正违心地跟着别人批斗这个那个；郭小川正在写检讨，不是王震秘书的经历庇护结果都很难说，钱钟书夫妇在干校里整理《管锥篇》，杨绛在写《洗澡》；至于海外的，至于张爱玲当时在美国的寓所里被猫恐吓着；白先勇在美国一面教书，一面接济《现代文学评论》这个走出几乎台湾一代文学人的杂志等等。这些不是历史的搞怪，但是历史也告诉了我们，谁能长久下去？

困境下当然应该有艺术作品，但应该和时代匹配的，是给予力量的。就文学来讲，至少让人读的不吃力，不能坠入文字游戏。整一段半文半白的文字是作者的自由，就像高考你可以写《赤兔之死》一样，但是，如果全民拥趸的话，就能说明一些问题了。我们的着眼点是在实实在在需要文学慰藉的人身上还是诘屈聱牙的文字本身上？

我们怎么做就会对或多或少的人有所牵引。

那段时间的文化上的东西，我当时挺喜欢一个网络歌手阿冗唱的《你的答案》，：黎明的那道光，会越过黑暗，打破一切恐惧我能找到答案，哪怕要逆着光，就驱散黑暗，有一万种的力量，淹没孤单，不再孤单” 。大实话，旋律也好，能鼓舞人，就行了。

当然，你可能会提方方和她的日记。争议太大，我不想再次剖开讲，但是，人家怎么着也是专业的出身，知名的作家，可人家写的东西通俗啊！任何人都能看，也自然而然会带动更多人的思考和关注，单就这一点，就值得我们秀文字的人借鉴，我们有异议，我们也用笔来发声啊！

疫情我们控制得很好而且一直都很好。我们的体制力量，我们医院人员的献身精神都值得大书特书，后期的表彰也彰显了政府的价值指向。

这里，我再说一下另外一个人：教师张桂梅。

教育向来因为牵涉面太大，从业人员太多而备受关注。漂亮的胡红梅老师一时间让教师这个群体多少有些不适——抄论文露馅了，遭遇言论的群起攻击和实际上退职的处理。冤不冤？两说，一来不冤，毕竟证据确凿；二来也冤，因为大家都抄，她成了出头鸟和背锅侠。若是不强出头，胃口小一点，断不至于如此。正在她处于漩涡中心近乎人人喊打之际，张桂梅校长像救时英雄一般占据了各大媒体和网络的显要位置。一个沧桑的老人，为了山村的女孩子能走出大山，将全部的热情和家底投入到办学当中，取得了让很多知名高中难以比及的高考成绩。一个以一己之力改变众多命运的人当然值得我们敬重，荣誉怎么给她都不为过，时代楷模，她当之无愧。

我记得当初看到她的经历和境遇尤其是那张刀砍斧斫的脸之后，再糙的汉子也忍不住鼻子发酸。我的第一个联想是，这怎么有点像武训啊？是什么样的动机让她有如此的执念？这样的英雄我们真的希望有吗？坦白讲，我不希望有。一个国家地区的教育应该是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关注，家庭全力支撑的事情。如今让这样一个贫病交加本应该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老太太扛着，我们是不是应该汗颜？

可能这个老太太想改变的人太多，想改变的想法很迫切，也可能她的体验别人无法真正感同身受。可我还是必须要说，哪怕是时代楷模，我们也不能因为面对的是她而完全盲从。她是一个正在完全燃烧自己而照亮别人的人，但她的观念未必就完全成为教育的准则。一个女孩子学成之后想继续帮衬她的事业，她怒骂；还有一个学成之后当了全职太太，她依然训斥；当刘瑜发出“我的孩子正势不可挡地成为普通人”之后，她全然反对，并且推己及人，言语间有刘瑜站着讲话腰不疼的奚落。我能理解，她是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她完全是站在家人的立场来界定孩子未来的。但是世界不是非比即此的，教育的本质只是送一程，陪他们长大而已，一旦他们成人，他们完全可以自主选择他们的路径。张老师是恨铁不成钢，可什么是铁什么是刚不是一个人说了就算的。那些因她而成功的孩子在巨大的感恩需求压力之下，多少背负着一定的心理负担，何尝得以真正的轻松？包括那些主动回来帮她的孩子不能排除或多或少有些报恩的成分。如同我们在她感天动地的事迹之下，还有几分否决她的勇气？

大约二十几年之前，马俊仁专门从大山里找出一些农家女孩组成马家军，在极其超负荷的训练之下，这些姑娘摘金夺银，成就了一段体坛的神奇。尽管其中不少是有问题的，但有的确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突出的是王军霞、曲云霞等等。不过，故事的结尾并不好，几乎众叛亲离，老马一个人养狗终老。

这显然不能全怪那些女孩子。她们是人不是机器，她们有自己的思想和诉求，动机正确不能代表全程正确，成绩很好不代表一切皆好。没有人说马俊仁不是为她们好，但也没有人认可他们一切都应该听马俊仁的，就这么简单。

道德因素正影响着我们的理性，结果正干扰着我们的判断。当众多和我一般的平头百姓申讨刘瑜的布尔乔亚调调背后依然是成败论英雄的思维。如果刘瑜和张桂梅面对面辩论的话，刘瑜不开口，没准就会被听众群起而攻之，她不会有发言的机会，多数人也会有暴政的。尽管，这很不公平。

年底，我追了一部电视剧《大秦赋》，据说收视率不低。观众跟着剧情走，大多说好。投入不小，宏大的战争场面，戏骨们精道的表演，尤其是故事本身中华一统的千古功绩等等看点自然很多。可我看着看着不大对劲，这是大秦的历史吗？姑且不讲秦始皇长得原本不怎么样，鸡胸、丑鼻、还有支气管炎等等，李斯也不至于那么神乎其神。一个那般韬略和智慧的人怎么最后就能那么轻易栽到赵高手里？再说，谁都知道韩非本身就是一个结巴，哪能口若悬河手舞足蹈的？一个同学相妒而起杀心的故事，生生变成了李斯只是不想让韩非痛苦而已，这些都对不上。而我最不认可的是制作者对于秦皇的绝对独裁是那样的极力讴歌。什么车裂、隔鼻、烹杀、灭族在他口中就是一个上下嘴唇对接的动作，还有人主动说：大王啊，你把我一个家族鼻子全部割完吧！求求你啰……人软弱何至于此，天生的贱骨头吗？芈启也是被逼无奈的，他有说明真相的权利和义务的。

秦朝完成了中华一统治的大业，废除了分封，完成了度量衡和文字的统一，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疆域和文化上的根基。这是一个方面，后人当铭记，但是这些结果都是通过难以企及的残暴得来的，商鞅变法，搞连坐，搞全民皆兵，搞以首级论功行赏，生生把个秦帝国锻造成了一部战争机器。秦军车轮之下，哀鸿遍野，白骨满地。灭族、屠城、活埋如家常便饭，十万、二十万、四十万人动辄被坑杀，秦军一到，俨然如魔鬼降临，人心惶惶。秦国的征战史既是一部前仆后继的统一史，也是一部灭绝人性的杀戮史，这些我们怎么能轻轻地过滤而把他塑造成完美的统治者形象？

秦国那些个被嬴政奉若神明的先王，一直执拗地实施着活人殉葬，成百上千地殉葬，这是典型的历史倒退。可能是基因作祟，秦始皇前脚统一之后，后脚只惦记着怎样长生不老，在所不惜。这才是秦王政的真实见识。这样来看，他还真是嫡传子孙！

活人哎！最亲近的人哎！怎么就下得了手？还不如那个被瓦剌活捉过去的朱祁镇，他终结了臭名昭著的殉葬制度。

秦朝作为一个仅仅维持了十五年统治的超级大国，老百姓的铁器都被收走了，居然能在陈胜吴广的棍棒下就轰然倒塌，这个锅难道仅仅让赵高一个人背？还是因为秦朝的统治原本就先天不良。作法自毙，商君自己临死之前，也不知作何感想——他会后悔的。

仅仅因为嬴政赢了，那他就应该是被吹捧被效仿被膜拜的；仅仅是因为六国输了，他们的君主就是荒淫的、无能的，软弱的。这个逻辑太简单了，不应该是如此规格电视剧所表露出来的。要立体地看大秦王朝和嬴政本人，功成名就和毒蝎心肠其实可以统一在一起的。作为后人，该说好的要说好，该谴责的要谴责，该反思的要反思，这才是我们所要做的。

《大秦赋》即便不是抗日神剧，但的确早已混淆视听了。对暴君的如此推崇，只能让我想起辜鸿铭讲的：我的辫子在头上，你们的辫子在心里。

到底年终了，还有一个小细节，也挺有意思，就是年份的问题：疫情一出来，立马就有好事者，尤其是那些类似于看相算卦的站出来了，就差一个手里拿一个拂尘了。掐指一算今年是辛丑年，不得了啊！辛丑年不好，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一九零零年辛丑条约，然后六零年什么自然灾害，今年又是新冠疫情……好像窥得了天机，奔走相告。这不是扯是什么？难怪秦始皇焚书坑儒就留下一本《易经》，能忽悠人，麻痹人啊！几千年都过去了，这个说法依然有市场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中国这么大，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问题，不是这儿有问题就是那儿会出现问题，这是概率性的事件。再说人家老外不信这个，新冠比我们不是严重更多？我们的做法不是把问题拉向玄幻，而是落到实处，逐一解决。只有国家强大，应激能力也就更强。零八年汶川那么强的地震，我们不是依然成功地举办了奥运会？算命先生又该怎么说？

还有人说，但凡逢九的年份都会打仗。举例如五九年解放西藏，六九年打印度，七九年对越南，说得有鼻子有眼。其实，有这种言辞的人忽略了一个根本事实，在这个世界上，平均每十几天就会有一场大小规模不等的战争，至今还有国家和地区一直在战争泥潭里深陷无法解脱，我们如今几十年没有战争真是天大的幸运，和“九”这个数字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我们应该做的是珍惜当下的和平和最广大最普通人的幸福和安宁，尽管局中人不一定认为自己当真就幸福、安宁。

如果说聊斋体的走红，多少说明我们在苦难面前有些轻佻的话，那么张桂梅老师的事情则又说明我们又有些偏执；而《大秦赋》显然又说明我们距离真正的现代意识还有大段的路要走，最后这个年份的推定就完完全全地属于迷信了。2020结束了，我们手挥得有些沉重。我依然相信世界会越来越好，不过，我们还是要多挑挑自己身上的一些污垢和灰尘，然后轻装前行，身形会轻盈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