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但凡能够在史书中被提起一字半句的人已经是历史留痕的骄者；但凡能够被“树碑立传”者必是当朝翘楚；但凡能够被皇帝赐予谥号福荫子孙的官吏更是大有建树之人。

　　这些留名的人在史官的笔下被润色、被修正，被加入了符合帝王口味的色彩。当然，这期中有忠臣栋梁，亦不乏佞臣奸党，史官掌握着按需索取褒奖和贬义之词的权利。历史在不断地翻阅着页码，岁月在检视着是非曲直。经历陶冶、冲刷、筛选和历史的检验，一批各个历史阶段不同范畴的开创者、领军人物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成为殿堂级的大德大贤、成为后人的膜拜偶像、成为不可超越的里程碑。

　　先生，苏轼就是这样的人。诚然，至少在《宋史》中是这样。

　　打小，先生在严父慈母的熏陶下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树立了远大的志向比肩历史上的名人激励自己。年方二十就已经精通经传历史，每日写的文章就有几千字，善于从先哲的书籍中汲取营养。随着知识的日益精进，传说中有先生恃才自傲目空一切的得意，亦有得到高人训诫后虚心学问的踏实。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比冠之年的先生与胞弟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乘舟东去豪迈出川到京都汴梁参加考试。果不其然，先生以一篇《刑赏忠厚论》的中。主考官欧阳修认为，此等锦绣文章只能出自自己的学生之手，为避嫌，本该进士第一的名次被排成了第二。

　　按宋代惯例主考官与考试学子一生笃定为师生关系。由此，欧阳修被称作史上最佳伯乐，他与苏轼的结缘，擎起大宋朝一片辉煌的文学天地。欧阳修有一句名言：“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换句话说就是，“我应该让这个人出人头地了。”听到的人开始还不服，事实证明欧阳修的预言是正确的。当时的宋仁宗赵祯读了苏轼和苏辙的文章后惊喜地说道：“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二

　　毕竟初入仕途的先生是意气风发的。按照大宋科举制度，进士可以马上进入仕途施展才华。然天妒奇才，老家传来消息先生的母亲去世了，他只好打点回家丁忧母丧。

　　三年后先生重新报到，被安排的第一个职位是福昌主薄，也就是现在的宜阳县离京都汴梁不远。先生在这里时间很短，老师欧阳修只恐埋没了人才举荐先生回京就职。当然还需经过层层考试才行，先生笔答制策文理清晰，虽说被列入三等，但含金量极高，《宋史》中这样记载“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

　　先生经考试得到了大理评事（法官类）的官职，同时兼任凤翔府判官，在基层接受锻炼。恰逢先生胞弟苏辙在不远的渑池县任职，于是兄弟俩在渑池相会，想来上次途经此地是赴京考试，这次已经是效命朝廷了。先生在一首诗中感慨：“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当飞鸿远去之后，除了在雪泥上偶然留下几处爪痕之外，又有谁会管它是要向东还是往西呢。是的，先生在此后的岁月里何处不留痕呢？

　　冶平二年已是宋英宗朝代，先生回京任职“闻鼓院”，这是朝廷非常倚重和看中的一个舆情搜集单位，“击鼓喊冤”监察立案似乎是一种通常的解释。

　　宋英宗赵曙当藩王时就听到先生的名气，想把先生招进翰林院管理制诰（很重要，包括起草诏书）之事，被宰相韩琦以种种理由阻拦，还美其名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

　　好一番阔论，看来还得经受培养锻炼才行。最后先生又经考试授“直史馆”，这是个储备干部的地方，皇帝可随时调用授外任官。

　　值此关键时刻，先生父亲辞世，他与兄弟苏辙扶柩回乡守孝三年。

　　英才遭嫉古今同。你上他就下争宠夺利，在历史上像欧阳修这样的伯乐可谓寥若晨星。诚然，论资排辈儿也是常理，年纪轻轻怎能担任要职，一个轻微的理由就把你扒拉下去了.

　　三

　　三年后先生还朝。熙宁二年，先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的王安石开始变法推行新政，得到宋神宗赵顼的支持。这本是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一场社会改革运动，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先生对于变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上书皇帝表达自己的见解，得到了神宗的当面召见。先生上陈的主要观点是：除了赞颂皇帝的英明勤政明察以外，提出了担心治理事务太急躁，听人话语太宽广，进用官员太快速。希望能以安静来治理国家，等待事物的出现，然后加以处理。神宗当面表扬先生，但凡近臣都像先生这样多提建议就好了。

　　事后，美滋滋的先生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王安石。没想到竟惹得宰相大人不悦，先来个小动作让先生兼职开封府推官难为他，（日常审理案件，琐事很多）用事务缠绕先生。谁料先生敏伐决断快速处理案件名声传得更远。时逢元宵节将至，皇帝下令开封府买浙江的灯已示节庆。先生闻后马上上书表示异议：《宋史》原话“陛下岂以灯为悦？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不仅言辞尖锐，还呈请皇帝收回成命减轻百姓负担，最终，皇帝下诏免除此举。

　　凡事就怕赶趟，先生看到王安石在变法中独断专行，因此在考试进士策论时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恒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出题。这让王安石怒不可遏，吩咐御史参先生的过失，结果还是挑不出毛病。《宋史》载“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看来先生一气之下自己请求外放，到杭州为地方官落得两厢安宁。

　　《宋史》里的记载是客观的，但先生由此埋下了敢于直谏犯上的伏笔。谏皇帝顶宰相，试想，在君君臣臣子子父父的封建王朝，在纲常掣肘的年代，哪个皇帝愿意臣下反驳自己，又有哪个宰相能听得进不同意见，分明先生已入另册。忠君得讲策略，给顶头上司提意见也得讲究方法方式，可惜先生没这样做，到杭州为官也落得一身清净。

　　四  

　　下得去可难回来。至此，先生的一生发生了重大转折。

　　杭州的山水陶冶先生的情操，交朋结友让先生人气大增，摆脱了政务党争让先生在文学上大为长进。三年来先生泛舟西湖游历山水与民同乐，一首《吉祥寺赏牡丹》最能代表先生的潇洒：“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当然，更是留下了西湖名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抹浓妆总相宜”的千古绝唱。在这里，先生还结识了人生道路上重要的红颜知己王朝云，她用短暂的一生陪伴先生，一起与先生共度“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时光，最终魂冢惠州，令先生肝肠欲断，发出了“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的感叹。

　　三年后先生被调往密州，为得是离在济南为官的弟弟苏辙近些。次年先生修葺了一座早年的楼台，并请挚友题名纪念。先生之弟苏辙“方是时，余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既《超然台赋》。先生读后大为赞赏和之一首《超然台记》，至此史上留下了两兄弟的华彩文章。

　　先生还是改不了“抗上”的老毛病。这期间新法不断颁布，京城的职能部门也下发文件，其中“司农”要求百姓自报财产，否则以违反诏令论罪。先生看罢大怒：“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明确指出部门超越权限，属下担心地说：您可慢一点实行拖拖。“未几，朝廷知法害民，罢之。”唏嘘，最后不了了之。

　　在密州，先生也曾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江城子·密州出猎 》 也曾中秋思弟大醉复醉，写下了亘古奇文：“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表现出先生忧国忧民的初心、兄弟情深以及至高浪漫的文学造诣。

　　五年后先生又调往徐州。初到就遇大洪水，他身先士卒巡堤布防路过家门而不入，号召有钱出钱无钱出力，采取严厉手段轰回出逃的有钱人稳定人心，并大胆动用禁军抗洪，最终取得立抗洪救灾的胜利得到了朝廷的表彰。次年又遇到大旱，先生代表官方出面求雨，写下了《浣溪沙.蔌蔌衣巾落枣花》的纪实诗词，反映出先生杰出的治理能力。

　　屁股还没坐热，先生又被调往湖州。可以设身处地的想想，频繁的调动令先生不爽，在例行的上表谢恩时，先生的确发了几句牢骚。这还了得，可让人家变法派抓住了小辫子，《宋史》中明确写明：“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这下可闯下了大祸，藐视皇上杀头之罪，这就是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多少官员上书求情，就连政敌王安石也有了怜悯之心陈词说情。最后还是皇帝仲裁，《宋史》载：“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

　　五

　　死里逃生贬逐黄州，是先生一生中重大的转折点。

　　《宋史》中不疼不痒干巴巴的说了几句：“轼与田夫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有谁怜：“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有谁知，先生生活窘迫，把一月的生活费铜钱挂在房梁上一天天摘取数着花。幸亏遇到了好友相助，这才有几亩薄田耕作日子略有改善。不错，先生是能与“田夫野老”相伴，也能与山间溪水为伍，先生以自己的言行践行着“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的座右铭。

　　历练，磨难。先生很快就在逆境中找寻到自己的位置。“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与朋友同行风雨忽至，先生却毫不在乎泰然处之，吟咏自若缓步而行，镜出现实词由心发。

　　先生的居所离长江赤壁（赤鼻矶）很近，他站在曾经是三国人物物竞风流的赤壁江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发出了真情的呐喊与告白和壮志难酬的人生感慨。历史的云烟已去，先生自己注定要披着蓑衣在风雨中前行，他在感慨历史过往云烟的时候，自己何尝又不是“千古风流人物”呢。

　　先生坦然生活笑傲人生，将逆境酿成丰富的文学积淀，谪贬路成了先生的创作源。尤其是在黄州，先生完成了苏轼到苏东坡的嬗变，磨难对先生来说是一笔财富，造就先生成为了词开豪放的一代宗主。

　　六

　　历经近五年的炼狱生活，神宗皇帝又想起了先生有意复用。历史有时候真的会重演，和第一次宰相韩琦称年轻人需要培养锻炼的论调不同，现任宰相王珪、蔡确明着就推三阻四。《宋史》里讲的很明白：“神宗数有意复用，辄为当路者沮之”神宗嗔怒，这次是自己亲自手书让先生到汝州任职。有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

　　皇帝开金口别人奈何不得，先生倒好，上书自称饥寒，有田产在常州愿到那里居住。这次真是雷厉风行，早上上奏晚上得到批复，同意。《宋史》的原话云：“轼未至汝，上书自言饥寒，有田在常，愿得居之。朝奏入，夕报可。”

　　先生在赴常州途中专程登门拜访了已经下台赋闲在家的宰相王安石。《宋史》载：“到过金陵，见王安石。”且不说先生的胸襟有多大，也不说王安石当初排斥异己是否对错，这是一次“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会面，是君子之交的释然。

　　王安石蓑衣斗笠骑着毛驴到码头迎接先生，先生穿着便服与当初的宰相作揖见面。两人游山玩水谈诗论道，冰释前嫌悠哉快哉。事后，先生写诗情描述当时的情形“骑驴渺渺入荒坡，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送走先生后，王安石对人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来到常州后，神宗驾崩哲宗即位改元元祐。不久先生接到任命，《宋史》载：“复朝奉郎、知登州、召为礼部郎中”这是改朝换代后先生再次出山，刚到任登州知府五天就又接到回朝为礼部郎中的诏书。

　　先生再回到朝中倒也过了几年的安稳日子。大背景是皇帝启用旧党司马光为相，（人人皆知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加之先生本质上亦属旧党范畴。先生先后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这是最贴近皇帝的人，掌管着记录皇命起草诏令等重要机密工作。这期间先生还兼侍读（陪侍帝王读书论学或为皇子等授书讲学）龙图阁学士等要职可谓春风得意。

　　《宋史》中曾有这样一段描述，大意是：一日先生在宫中值班，被招进便殿面见太后和皇帝。宣仁后询问了先生以前和现在的官职，为什么能从一个团练副使骤升为翰林学士？先生答曰碰到了太皇太后和皇帝。太后答，不是。先生再问是大臣们保奏，太后答，也不是。《宋史》原文：“轼惊曰：“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以进。”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轼不觉哭失声，宣仁后与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

　　作为臣子能得到这样的待遇真的是无上荣光。在为皇帝讲学历史的时候，“每进读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复开导，觊有所启悟。哲宗虽恭默不言，辄首肯之。”先生还列举下面官员对于西夏战事报喜不报忧，虽然从客观上点醒皇帝，但，“恭敬不言”话中有话，不表意见难揣圣心。

　　礼部主持贡举考试正值冬天，士子们坐在院中挨冻颤抖也不敢吱声，先生看到后放宽环境让他们发挥。遇到巡场宦官狐假虎威训斥考生，先生则抓住他们的过激言辞定罪，把他们驱逐出考场让考生们静心。

　　这些看似不大的小事，坏了官场的规矩惹得上下议论和不满。先生在与宰相司马光的日常交往中也不时提出自己对政务的见解，对前任宰相王安石的一些做法也未持一概而论的偏激。久而积怨先生反倒成为另类，《宋史》曰：“积以论事，为当轴者所恨。轼恐不见容，请外，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

　　哎，还是走吧，先生又“请外”，二次来到杭州。至此先生的人生起落暂且告一段落，与其相反，先生的文学成就已经达到了当朝无人能敌的巅峰。先生的诗词、字画引起包括皇帝在内人们的争相收藏。虽工作中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诗词字画是另类属性，先生已经成为了大宋朝文学领域的擎旗手。（本文于2020年9月2日发表于中财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