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贤养士的风气从战国到汉代，在社会上一直都比较浓厚，有才学的文人也经常能够受到礼遇。但是三国和两汉毕竟还是有所不同。西汉时的司马相如以其辞赋就能得到汉武帝的器重；东汉末年的蔡邕也是由于才学得到了提拔，而且董卓还非得让他出来做官不可；但是到了三国时期，毕竟打仗、治国就成了最重要的国事，所以仅凭文才、学识或艺术上的造诣就能够得到君主垂青、能够走到高位的文人确实是不多。

《三国演义》里有一句话，叫“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三分归一统了，是不是这些富于艺术气质的文人就有了出头之日了呢？

竹林七贤出现的时代是“三马同槽”时期。三国之后是两晋，西晋的时间比较短一点，东晋的时间长一些，但是从三国到西晋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就是历史上所讲的魏晋时期，当时司马氏把持了中原曹魏的朝政。

《晋书》宣帝纪里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说魏武帝曹操曾梦到三匹马同食于一槽（就是说三匹马在同一个槽里面吃东西），他醒来后感到心里十分厌恶。后来有人将这个梦解释为，将有三个人轮流秉持曹魏的政权。

“三马”就是指司马懿和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曹操本来并不喜欢司马懿，他对司马懿有个评价，认为他“鹰视而狼顾”：看人的时候眼神像鹰一样锐利，有点吓人；走路的时候经常一边走一边回头看，就像狼一样，因为狼的警惕性很高，总是担心遇到什么危险。古代有个说法，说狼的脖子可以往后转180度。就是说司马懿的行为体现出来很像一个猛兽，认为他怀有野心，而且心机很深。

由于司马懿还是比较有才干，曹操本人又是个唯才是举的人，所以当曹操做到魏王的时候，司马懿就已经做到了太子中庶子。当时他辅佐曹丕，后来曹丕继位以后司马懿也得到了任用。曹丕在位的时间不是很长，他死后，魏明帝曹睿时期，由于当时孔明主政的蜀汉屡次北伐中原，而司马懿才干比较突出，所以他主导军政，做到了大将军、太尉等重要的职位。

魏明帝之后幼帝曹芳即位，司马懿先是被排挤做了有名无实的太傅；后来在正始十年（公元249年），他趁当时大将军曹爽和幼帝曹髦不在洛阳时，发动政变控制了首都；从此以后曹魏的军政大权就都落入了司马氏的手中。

两年以后司马懿病死了，他的长子司马师以辅君大将军的职位辅政，后来升至大将军总揽朝纲。但是司马懿死后大约四年，司马师也病死了，再由司马昭总揽朝政。所以这一个时期就是属于所谓的“三马同槽”的时期。像曹操梦中见到的那样。

《三国演义》里有一首诗，说的是：“三马同槽事可疑，不知已植晋根基。曹瞒空有奸雄略，岂识朝中司马师？”大意是说人算不如天算，曹操空为一代枭雄，他不知道在他建功立业的时候已经为自己的子孙后代埋下了覆灭的根基，就是说他已经提拔了司马懿，但他没有看到司马师这一步。

有一句成语叫“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里的司马昭，指的就是司马懿的次子司马昭。公元255年，司马懿的长子，就是司马昭的兄长司马师病死以后，司马昭就大权独揽，当时官居“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辅政，剑履上殿。前面是指他的官职，都督中外诸军就是掌握了军权；录尚书事辅政，他是以尚书把持朝政；剑履上殿，以前走上大殿要把鞋脱掉，身上佩剑要放在外面，不能带进去，但他身份特殊，可以穿着鞋带着佩剑上殿，就说地位很高。

公元254年，司马师废去曹芳的帝位之后，改立曹髦为帝。这个曹髦也不堪司马氏的欺压，在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他率领自己的亲随三百余人想突袭司马昭，当时他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意思是说，司马昭的篡逆之心，随便路上找一个人来问他都知道，是公开的秘密：这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来历。所以他说我不能坐着等着被他废位羞辱，今天要主动出击去讨伐他。结果消息败露，他还没走出宫门就被司马昭派兵镇压了。

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就是最终完成了统一三国的晋武帝。由于诸葛亮和孙权死后，蜀汉和东吴国运都衰弱了，所以最终统一没有太大的悬念。特别是经过寿春之战，司马昭以少胜多，所以这一个趋势就更加明显。寿春之战，司马昭本人军事上才能还是比较突出的。而中原的曹魏政权是归于司马氏之手，所以统一天下之后天下归晋，基本上也就是一个定数了。但是从曹魏向西晋过渡这段时间，名义上是曹魏做皇帝，实际上是司马师和司马昭掌权。

这段时间的政治环境是相当高压的，造成了非常独特的文人性格，这就是我们要讲的主题：竹林七贤。竹林七贤，他们是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他们当时经常在一起聚会，所以当时人就称作竹林七贤之游。这几个人在政治上都属于在野派，也可以算作是司马氏潜在的反对派，有些他可能也属于比较中间派的态度，他们在艺术上、文学上各有所长。

嵇康以琴艺著称于当世。阮籍除了会弹琴之外，还善于长啸。这个“啸”是古代的一种类似于声乐艺术的东西，不同于呼喊，也不同于歌唱，它是嘬着嘴用气吹出一段声音，像是一段歌声，但比歌声自然，直接由心而发。所以也有人说这个“啸”类似于今天的吹口哨。

阮籍比较好酒，而且一喝必醉。《世说新语》说他喝醉酒之后就会纵兴长啸，而且“韵响嘹亮”，声音很响亮。所以竹林七贤之中，嵇康、阮籍二人被称为“嵇琴阮啸”。嵇康以琴艺见长，阮籍善于啸。

另外几位当中，阮咸也精通音律，但文学上没有留下什么很突出的作品；刘伶也好饮酒，传世作品有《酒德颂》；向秀写有《思旧赋》。但其他几位留下的传世作品都不是很多。在竹林七贤之中成就最高、成果最丰富的还是属于嵇康和阮籍两位。

嵇康的琴曲有《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被称为《嵇氏四弄》。与蔡邕的《蔡氏五弄》合称为“九弄”，在琴学史上大大的有名。在辞赋上，嵇康写过《琴赋》《酒赋》《蚕赋》等等。他的书信《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吕长悌绝交书》也是散文上的传世之作。他还有一系列的诗作，《幽愤诗》《叙志诗》《游仙诗》等等，都是流传后世，有很高声望的作品。

这都说明嵇康也是才能全面的大才子。但是和诸葛亮、周瑜比，他应该在治国打仗上没什么太大的成就，可在那个时代为什么竹林七贤的名声在当时有那么高呢？促成竹林七贤当时名声卓著的原因，这就是我们一开始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精力去解释这个“三马同槽”的原因。

如果竹林七贤他活动的时期是政治清明、言论开放又比较公正的社会环境，那么他们即使会比较出名，但我想不会有那么大的名声。他们之所以在当时就有那么高的声望，是与当时司马氏专权、黑暗压抑的政治环境有关，跟三马同槽的环境有关；而他们又以很独特的方式去嘲弄这个社会，去反抗。当时的整个士大夫阶层，对环境都感到压抑和不满，所以当这几个人表现很突出时，大家就在旁边给他鼓掌，就使得这竹林七贤在世人当中非常受到推崇，这也提高了他们的声望。

竹林七贤处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他们在行为上表现得洒脱豪放，甚至于有些放纵不羁：生活上不拘礼法；观点上是讲究清静无为、崇尚老庄；他们经常聚集在竹林当中饮酒纵歌，这是比较特立独行的。

但是，他们各个有着自己的观点和各自不同的倾向。像嵇康、阮籍、刘伶、阮咸，是主张老庄之学，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向秀是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嵇康主张的所谓越名教是什么意思呢？他是鄙视礼法，其实是假借老庄的无为的哲学思想，暗地和当时的社会制度唱对台戏。

这个司马氏他本身是居于臣位，是魏国的权臣，但实际把持着朝纲在欺压魏国的皇室。但他又假借名教纲常，经常引用儒家的伦理学说，实际上是为自己的专权服务。而嵇康这些人主张超越名教和礼法，并不是说他们真的对儒家的学说有多大意见，他们是用这种放荡不羁的方式去嘲弄当时的掌权者，嘲弄他们的虚伪。

他们所谓的放纵，跟现在一般人所理解的那种放纵还是有区别的。他们几位毕竟还是高士，他的艺术修养、才学和道德水平还是在的，不会像现在人那样去放纵的。所以，他们聚会时表演的一些看似荒诞不经的行为艺术，在那样一个压抑的环境下就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追捧，反而成为一种风度。“风度”一词就是从魏晋时期开始的，叫作魏晋风度。

有这么一个故事，阮籍家附近有个酒店，老板娘年轻漂亮，阮籍就经常拉着比他年轻很多的王戎去喝酒，而且每饮必醉。阮籍是个酒疯子，醉了以后就倒在老板娘的脚边呼呼大睡。一开始这个酒店的男主人就很怀疑，这个家伙是不是对我家娘子有什么非份之想，就偷偷观察。一段时间以来发现他没有任何非份、越轨的言行，也就是喝酒，然后喝完就睡，所以也就不以为意了。就是说阮籍这个人他看到别人长得漂亮就高兴，高兴了就去看，看完了、喝醉了就睡，然后睡醒就走，他没有什么目的，也不会有意去做什么行为。他们就把这种行为叫作率性自然，就是顺着他性子来，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羁绊加在自己身上。在今天人看来，大概就是一种行为艺术了。

这种做法在当时的人看来就是很出格了。但是竹林七贤这种变向的反抗，由于凝聚了很高的社会声望，最终还是不被司马氏所容忍。所以嵇康最后被杀，阮籍是佯狂避世装疯卖傻，远离这个世间的是非争端。王戎、山涛最后投靠了朝廷。所以竹林七贤最终是各散东西，以悲剧结尾。（本文于2023年4月21日发表于中财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