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对知识分子而言，“魏晋”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代。那些“魏晋名士”一方面崇尚回归自我，注重精神世界的纯净，蔑视功名利禄和富贵，放浪形骸；另一方面，却热衷于服药、饮酒、清谈，渐渐遁入虚无。

于是，在那样一个特别的时代，因为一群又一群知识分子的引领，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尚——魏晋风度。他们是以“竹林七贤”和“兰亭名士”为代表的魏晋名士，以狂放不羁、率真洒脱而著称，形成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魏晋风度”。

然而，名士们从清谈不涉及时事的老庄哲学开始，到醉生梦死，到寻药养生，名士们的人生轨迹，渐渐偏离了方向，不但为自己，为后人留下了几多遗憾。有的，还惹来了杀身之祸。

追求自我的道家学说，在一群偏激知识分子相互作用之下，遁入虚无，成了玄而又玄的风尚。清谈、药与酒渐渐在魏晋社会流行起来了。但是，流行性正是纯品格的终结，千秋而下，高谈阔论不绝，觥筹交错不止，风度却只能是魏晋的风度了。

所以，鲁迅把“魏晋风度”归结为药与酒、姿容、神韵。

儒家与道家本来都是很好的学说。一个提倡积极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回归自我，内省、纯净精神世界。学说可以涵养人，人亦可乱了一门学说的内涵。

任何事物，满则溢，矫枉则过正。

恃才傲物也好，放浪形骸也罢，如果走入极端，陷入癫狂，就会走上歧路，被世人所不屑。研究学问渐渐变成了清谈，归隐山林渐渐成为纵酒无度，醉生梦死的托词，一切，都成了荒诞与虚无。“竹林七贤”所留下的，也不过仅仅是“清谈误国”的典故罢了。

当崇尚清谈，消极避世在知识界成为时尚的时候，这个社会，就进入了病态。

后人提及“魏晋风度”的时候，大约每每都会带有贬义的。

2、

即便如此，在魏晋那样的社会环境里，知识分子也是信仰最为虔诚的一群，即使政治逼迫他们放浪形骸，他们骨子里也不敢忘掉忧国忧民。陶渊明采菊东篱，所追求的是一以贯之的理想世界。他的“归去来兮”最后还是充满政治热情地留下了桃源情结。他的归隐，是另外一种积极的入世。

魏晋的名士大都注重精神世界的纯净，无视功名利禄和富贵，内心旷达，形迹放浪，这就反映了整个时代对传统礼教的挑战，对腐朽文化的不满。陶渊明无疑代表了归隐潮流里面的一股清流。

庄子自然纯朴的审美观，是一种恬淡纯朴的自然意境。它要求人们去掉人为造作，提倡回归自然，持守自身质朴的本性。在他看来，符合自然本性的才是美的，自然而然就是美。

陶渊明描写他的恬淡纯朴的生活，写出了生活的脱俗超然，正应和了道家的艺术境界：“少无失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

陶渊明选择了归隐，饮酒，赋诗，且劳作。

这样逃避现实的方式，既可以洁身自好，还可以表露了自己对当权者的不满，又比较安全。可以随心所欲地饮酒写诗，也可以不必饿肚子，不必像魏晋很多知识分子那样，只会清谈，只会陷入虚无。

由此，人们对晋人的评价，稍许温和了一些。

“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陶渊明、谢灵运这般人的山水诗那样的好，是由于他们对于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

在归隐山林，遁入虚无的魏晋时期，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是“魏晋风度”之外，留给后世最有价值的礼物。

“种豆南山下”，陶渊明虽然穷困潦倒，虽然嗜酒而常常不得，但终究开一派诗歌之源头，终究得以善终，岂不是善之善哉？

陶渊明的南山，终于种植出一派勃勃生机的田园诗来，为魏晋的名士们争得了些许的清名。

3、

嵇康，魏晋名士中间很特别的一位，人称“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嵇康工诗善文，其作品风格清峻。但他还崇尚老庄，讲求养生服食之道，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生活方式。他常修炼养性服食内丹之事，弹琴吟诗，自娱而自乐矣。

嵇康归隐竹林，并非如陶渊明那样，一边赋诗一边饮酒一边种地。，身心都踏踏实实地放置于田园之中，啸傲山林，与世无争。放下了身段却不曾平静下那傲物之心，聚集了几个志趣相近臭味相投的人，躲进竹林里面，饮酒作乐，清谈问道。

不去种地，像陶渊明那样“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也不甘寂寞，像陶渊明那样环堵萧然家徒四壁，而常著文章自娱。

一群自视很高却又不甘寂寞的人，一群恃才放旷却又精神空虚之人，集聚在一起，能做什么呢？饮酒、清谈。陶渊明也饮酒，但饮酒之余就去种地，而不是清谈。嵇康和他的“竹林七贤”除了饮酒就是清谈。谈天谈地谈老庄谈玄学谈虚无，谈来谈去就会谈书里的人梦里的人眼前的人当朝的人。谈得多了，就会祸从口出。

虽然说是“竹林七贤”，但怎么看都有啸聚山林，图谋不轨的嫌疑。人称“七贤”，无论这七人是否有贤德之实，在盛名之下，就会被人侧目，被人猜忌，往往就成了杀头的缘由。

一群狂傲癫狂之人中间，嵇康尤甚。不但工诗善文，一曲《广陵散》也是弹奏得空前绝后，而且，他的性情尤为刚烈，一言不合，就绝交，哪怕是至交好友也在所不惜。有个叫做孙登曾经对他说：“你性情刚烈而才气俊杰，怎么能免除灾祸啊？”

虽然，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也名噪一时，但同时也看出嵇康的性情。性格决定命运。嵇康待人接物全凭一时之好恶，又如此癫狂，岂能保全？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进亦忧退亦忧，忧国忧民之情坏，民颂之，君亦乐之。嵇康虽然归隐竹林，却不识进退，既不想与当朝为伍，又不甘寂寞，怎能不惹来杀身之祸呢？

一个社会，盛名之人不被朝廷所用，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文人远离了朝廷的轨道，饮酒赋诗，清谈误国，朝廷怎么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文人的笔，朝廷的刀，哪一个更锋利？

一曲《广陵散》终成绝唱，岂不令人痛惜。

4、

恃才可以傲物，但这种“傲物”达到癫狂地步的时候，就距离毁灭不远了。

陶渊明的南山可以种豆采菊，饮酒赋诗；嵇康的竹林却是高谈阔论一片虚妄之气。

若论文学造诣，嵇康当不在陶渊明之下。但陶渊明却开创了一派山水田园诗，并因此而不朽。嵇康归隐竹林，却将一曲《广陵散》，弹成了绝唱。

同为魏晋名士，道同而归殊，每每读来，不禁让人扼腕痛惜矣。（本文于2018年8月14日发表于中财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