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后世誉为晚清“中兴第一臣”的曾国藩，不仅在治家教子方面被公认为能人，而且在知人识人和善于用人上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知人善用，把身边的人才团结或凝聚在一起，发挥他们各自的长处，为实现其政治抱负而建言献策，乃至不惜献出生命。太平天国的石达开称其为“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

　　曾国藩对用人之事，尤其一套独到的见解。他在“应诏陈言疏”和其著作《冰鉴》中，系统阐述了招揽人才的“访求之道，考察之法和待遇之方”。

　　求人之道：

　　曾国藩在复李黼堂函云：“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身，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又复方存之函云：“搜求人才，采纳众议，鄙人亦颇留心，惟于广为延揽之中，略存崇实黜华之意，若不分真伪，博收杂进，则深土之士，不愿牛骥同皂；阳骄得意，而贤者反调头而去矣”。综合分析其信函所言：“访求人才之道”，既要求贤若渴，广采博收；又要分辩真伪，慎选择优。

　　考察之法：

　　曾国藩认为，访求人才固然要留心，而考察人才更须讲究。他说：“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他的意思是以“考言为主”。但又补充说：“此法不能适用于人人”。还得观其志趣、品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看他在八小时以外和什么人交往，周边的群众对他有什么反映，也就是他的工作圈、生活圈、交际圈。他在复方子白的信中说：“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轨，而人既高明。贤否智愚，所由曲矣”。对于品行的考察更有具体的标准，他说：“大抵观人之道，以朴实廉洁为质；以其质而博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对政治人才的考察，曾国藩则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二语为尺度。从其上述所言来分析，曾国藩的考察人才之法，所谓“滴水不漏”笃实可行矣。

　　待遇之方：

　　人才既经考察任用，其待遇之法，若何？曾国藩对次亦有独道见解。他认为“人才有高卑之别，待遇之法，亦因人而异”。他在复李悠泉信中说：“高明者好顾体面，奖之以忠，则勉而为忠，许之以廉。若是者当以吾前信之法行之，即薪水稍优，夸许稍过”；而“卑琐者本无远志，但记锱铢，驭之以严则生惮，放之稍宽者日肆”，所以，“其才高者因宜另眼看待，其才卑者因宜执法为绳”。

　　曾国藩在阐述奖贤罚卑的用人之道中，一再强调：“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甚高”，所以，他又指出，为官者应有父兄爱护之意，师弟督课之风。他在日记上写道：“为督抚之道，即与师道无异，其训示属员殷殷之意”，即“与人为善”之意，也就是孔子所倡导的“诲人不倦”。综合分析，曾国藩对人才的待遇之方，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奖贤罚卑，二是循循善诱，真正做到了重奖人才，催人奋进的最终目标。

　　经过多年的宦海生涯，曾国藩将其用人之道，精辟的概括为：“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

　　毋庸置疑，曾国藩的选人用人观，其目的是为维护封建统治选拔有用之才。但他的选人用人之法，在今天还有许多值得学习借鉴和研究利用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