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7年，22岁的苏东坡科考得中，一举成名天下知。他的高考限时作文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这个题目立论的是儒家思想，文章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推崇尧舜周孔，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文章说理透彻，结构严谨，文辞简练而平易晓畅。主考官欧阳修认为此文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十分赏识，曾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但苏轼的这篇策论，至今令人激动的依然是它自由思想的魅力。在文中，苏轼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主考官欧阳修曾问苏轼此事出处，苏轼答云:“何须出处。”这回答真是霸气侧漏，欧阳修时代“言必有出处”乃是风气，苏东坡公然杜撰了一个典故来为他的论点辩护，这是后世那些言必某某说的战战兢兢的知识分子根本无法相比的。得到欧阳修的赏识，苏轼的前途是可以期待的，少年才子，得意官场时也安守着他的本分。苏子，起于“仁”。
　　第一个“落”来时，时光已经过去了二十二年，1079年的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他因政治立场问题被弹劾，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初到黄州时,苏轼陷入了不能维持家人生活的困境。一个堂堂的文化名人，携妻带子地来到黄州，此时的苏轼不得不脱去文人的长袍，摘去文人的衣巾, 改穿农人的小褂子，在耕作之暇,偶尔喝得微微醉意，躺在草地上便悄然熟睡，直到暮色降临好心肠的农人把他叫醒。这个有得有多想得开？生活虽淡泊名利，但他并没有放弃创作与研究。农田式的耕作生活使他的诗情勃发，半公半作的闲暇生活让他有更多的时间思古通今,在这一时期,中国词史上豪放词的奠基作之一《念奴娇·赤壁怀古》诞生了，还有散文名篇《赤壁赋》，东坡居士的别号也是这时起的。淡看变化，洁身自好，苏子未悖仁。
　　东山在起，须得时日。1085年宋神宗驾崩，年仅10岁的哲宗继位，皇太后摄政，尽废王安石变法，史称“元祜更化”。任用司马光为宰相，也使苏东坡青云直上。先任登州太守，到任5天就被召回京城，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短短17个月时间，苏东坡的戴罪之身从八品升到正三品，跃升了12个官阶。1089年，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拉开帷幕，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罢免了一大批昔日旧臣，就连欧阳修这样的老臣都靠边站了。作为新官，身处早已陌生的同僚之间，苏轼完全可以明哲保身的，可他却开始对新法造成的混乱局面颇有微词，这使得王安石大为恼火，一有机会便在神宗面前揭露苏轼的过错，无奈之下苏轼本打算以主动外调任职为借口试探神宗对自己的看法，不料神宗不假思索地同意了，苏轼远赴杭州任通判之职。苏轼出任杭州通判后可没闲着，因法便民，颇有政绩，这又引起了京官的不满，你苏轼自己申请外调，现在又短时间搞出政绩，是在挑衅么？你这么喜欢外地官，就多担任几年好了，自此，苏轼先后出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每到一地，都能作出政绩，每离开一地时，百姓哭倒一片，泪眼想送，咸称父母官。同时，杭州俊秀的湖山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以至于要在这里安家落户。因此，苏轼在办完公务后，换上便服，或在湖滨小亭里坐坐，或在荒山幽涧中走走，累了，在虎跑寺沏茶品茗。倘若兴致犹盛 ，就会邀几位同僚泛舟湖上,吟诗作画，尽情挥洒在青山绿水之中，无忧无虑地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从而也形成了忧乐两忘, 放荡不羁的性格。这一时期的作品更显现了他潇洒的生活, 如名篇《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再度失意、得意中的苏子始终未忘形，忧国忧民之余也乐山乐水，仁者智者也。
　　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调往颍州任知州，1092年任扬州知州，1093年任定州知州。后来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新党再度执政，1094年六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但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苏轼在海南岛居留三年后遇赦北归,归途中吟出了这样的诗句:“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两句诗可作为他坎坷仕途的总结, 在此,我们也不难想像苏轼的悲壮而又诗情澎湃的一生。三度得意、失意的苏子，因心有大爱而成圣，至仁也。
　　一生历经三次潮起潮落，依然满怀一颗赤子之心，不论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苏轼都遵循自己的本心不断前行，这就是“仁”的体现啊。
　　人生的转折往往会重新塑造人的性格品性，我们来看看他苏轼在生命的三个转折中如何一步一步走向仁的：
　　首先，由于乌台诗案被贬谪于黄州，苏轼对人生有了顿悟：人事难料，政治舞台更是风云变化无穷，并非正道能永远能战胜邪道。因此，苏轼自内而外地产生了一种更为达观豁朗的人生观，不再如先前那么地愤世嫉俗、出口犀利了。
　　其次，为朝中王安石的党人所不容而革职，官位断崖式下降，对于常人来说肯定是一种特别大的打击，但是对于苏轼，位高而就，便努力为百姓谋实际的利益，以德服人，是天下百姓信任朝政，他为百姓免去税收，为百姓能喝上干净的饮用水而兴建排水系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苏轼做到了。
　　再次，被贬于惠州。这次贬谪更是人生的暴击，但命途多舛的苏轼早已能够逆来顺受了。他给当地的人们讲解草药的功效，自己种植一些作物送给邻人，也接受邻人的馈赠，大家仰慕这位大文豪，常常向他要求笔墨字宝，他也是慷慨挥毫。他此时再参与朝廷高层政治已然无望，但仍然拥有一颗爱民之心，忧心挂怀的是百姓的福祉。爱人者，仁也。
　　他在《浊醪有妙理赋》中写道：“身后名轻，但觉一杯之重。”功名利禄算得了何，有酒一杯便足以适宜度日——这就是苏轼，一生三起三落、看穿一切的豁达仁者的生命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