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八三年，寒冬。

　　一支一百多人组成的骑队在冰天雪地、朔风怒号的西北大地上驰骋。他们不是去出征前线，也不是在执行公务，他们仅仅是在游览名山大川。

　　这当中有个年仅二十的青年，他中等身材、稍显瘦削，但英姿飒爽、神采奕奕。他就是谭嗣同，其余的人是他父亲的属下……

　　二十岁以前的谭嗣同就是过着这样浪漫奔放的生活。“策我马，曳我裳，天风终古吹琅琅！何当直上昆仑颠，旷观天下名山万迭来苍茫！”

　　二十岁的以前的谭嗣同也和其他封建官僚家庭的子弟一样，在苦读四书五经各种封建典籍，走“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文人道路。他是块做学问的料子，不但诗、文双绝，对历史、文物也有钻研，在所有这些旧式学问上都有深厚的造诣。

　　换在其他朝代，谭嗣同肯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封建士大夫，坐在翰林院里皓首穷经、惟务雕虫，等着加官晋爵、封妻荫子，最后终老一生、备享哀荣。但是，他生不逢时，当时的中国已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政治腐败，经济萧条，倍受蹂躏，任人蚕食。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处在这座既倾的大厦里，谁还有心思遍游名山、关门读典？

　　也许应该说他生逢其时，是这个摇摇欲坠的朝代成就了谭嗣同。深重的民族灾难，使他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以致悲愤高歌：“时间无物抵春愁，合向沧溟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于是他执笔的弱手拿起了宝剑，“挥洒琴尊辞旧岁，安排险阻著孤身。乾坤剑气双龙啸，唤起幽潜共好春。”

　　光绪二十四年，谭嗣同毅然弃官，回归湖南，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维新救国运动之中：兴矿物、建铁路、创学会、办报纸，使湖南的维新活动居全国之首。正是这个弱冠书生的努力，使湖南的新学、新政广为推广，风气大变。有人评论说：“全省风气大开，君之功居多。”

　　湖南因“大行改革，全省移分”，当地的顽固士绅、守旧党徒对此“疾之甚特”，“屡谴人至京参劾”，攻击谭嗣同等“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连张之洞也对维新活动横加指责。在这种情况下，谭嗣同的维新活动遭到了极大的跑坏，一些同仁弃他而去，还有人扬言要他的命。我想，此时的谭嗣同在内心是孤独的，就像一个仗剑天涯、振救苍生的独行侠在孤立无援时所能感受到的孤独。

　　但是，他虽为一介书生，却又有满腔热血，“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也许这就是他的悲剧性格。谭嗣同在继续走他的路，义无反顾、绝不动摇，哪怕路上只有他一个行人。

　　回湖南时，对官场黑暗与腐败深有感触的谭嗣同声言从此“不再复出”。但当他收到回京任职的命令时，他动摇了当初的决心。当然，让他动心的不是“四品军机章京”，而是对清政府尚抱一丝希望，尽管希望像丝一样细，但是他还是不放过它。他似乎预感到自己的前途吉凶未卜，因此在临行前再三叮嘱妻子，要“视荣华为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就这样，他踏上了北上的行程，带着“我不病，谁当病者”、“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悲壮！

　　谭嗣在努力扮一个剑客，但骨子里终究是一介书生，而书生的心思都难免天真单纯。他把希望寄托在了没有实权的傀儡皇帝身上，他把希望寄托在了做复辟梦的袁世凯身上。当光绪帝几次召见他后，他天真地认为“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当袁世凯装出一副怒容，激昂地表示“杀荣禄如杀一条狗”时，他以为大功告成了。他卷入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但搞政治不是办新学，光有学识是不行的、光有满腔热血也是不行的，当枪匹马更是不行的，这样，结局就只有一个了。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公元一八九九年，秋风中的北京。

　　在萧瑟的秋风中，上演着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一幕：在被捕前，谭嗣同向对他劝退之人说出慷慨之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末闻为国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在监狱里，他从容自若，题诗于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在临刑前，谭嗣同大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刽子手大刀一挥，一个执剑走天涯的侠士倒下去了， 四万万中国人的脊梁却从此挺得笔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