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庄创造出一系列闲逸的隐士形象，创立了关于隐逸的价值学说。可以说，自然山水在老、庄之时，成了一种特定的生命意识、社会理想、人格价值、审美情趣的隐喻。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老、庄玄学以及求仙、隐逸和游览风气的推动下，自然山水日益成为文人士大夫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逍遥自在与湖泊山林之间，赞叹了生生不息的自然生命力，赏爱于花卉、树木的姿态与色彩。在情感的引导下，人与自然山水间的距离缩短、消失，终于完全融入自然，成为大自然和乐旋律的一部分。自然，对自然山水做为一种美的实体存在也开始有了积极的体认，以把玩心态观察、赏爱自然山水，呈现的是一种美感的情怀。

　　由于士大夫阶层与集权制度，仕与隐、自然与名教之间的矛盾冲突发展到空前激化的程度，士林阶层就需要从理论和生活方式两方面建立起一整套自我整节机制，以得到身心的平衡，而选择的结果就是玄风和清谈的畅行。其必然的结果则是对社会政治进一步疏离，对个体生命和精神的觉醒和珍视。于是向往神仙、羡慕隐逸和怡情自适便成为魏晋以来士人们一种最为普遍的情怀。而远离尘世的自然山水就是在这求仙、隐逸、游览的热风中，成为人们寄情适志的最佳场所。在炽烈的老、庄玄风吹熏下，人们务求心神的超然无累，沉昧于玄远的追慕。在他们的理解中，自然山水是通达老、庄玄境的媒介，故而登山临水，唱咏玄虚，以自然山水作为转移情绪之手段和得道之所，而所要达到之精神境界则上一个忘我。也就是寄身山水之际达到“体静心闲，害马去世，世事都捐”。这种“以玄对山水”的情趣，是因为当时士林的山水意识与到家思想的交错混杂，亦为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的赏玩山水涂上了一层浓重的哲学色彩，闲情逸致的内涵实是属于形上范畴的宇宙情调、生命意识。这是一种从观念和方法都深化了的、新的解读自然山水的手段。经过了老、庄思想洗礼的文人士大夫们纷纷走向山水、投身自然，不仅因山水形象之美而赏心悦目，还从山水形象所呈现的具有生命的精神气韵领悟到了宇宙生命本体的真义，乃至与道冥合，登临山水与体道和实现个体超然自由、逍遥无待的心灵境界一体化了。

　　如果说以玄对山水之玄、道与自然山水还属于两种范畴的东西，人们是以内心先有老、庄之玄境来显映山水之境，即所谓以“老、庄为意，山水为色”，重在玄趣，那么后来所形成的“山水以形媚道”，则在前一种解读方法上更发展了一步，中国文人士大夫对自然山水的解读自此达到了炉火纯青之境。永嘉乱后，名士南渡，江南的灵秀山水更加激发了士林的山水审美意识，而优游行乐观念的普遍，更促进了游山玩水的风气。同时，人们开始领悟到自然山水即是道、即是理，从而摆脱玄学的理念支配，直接从山水本身的呈露显现来体验宇宙、自然、生命之道。这样，欣赏自然之美与领悟宇宙生命本体从过程到目的就彻底冥合了。游山水就是读老、庄，而自然山水作为一种语言似乎比庄、老书中的文字更能说明庄、老之道，更具表现里，更能尽意，同时又与自身的生活更为接近。于是，通过山水来“澄怀观道”，这比谈玄辩思更直接地涤除了知性因素，符合老子“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知觉体道程序。这里，庄、老作为名士精神之父的实质没变，游山玩水作为一种生活情调的内涵也没变，所不同的只是对自然山水的解读进入了观照性欣赏的审美直觉方法论时代。

　　山水形象唤起了审美意趣，但又不止于山水形象，而是超越耳目感官享受，进入对自然生命之精神韵味的心领神会，由山水洋溢的大化流变、运行不已的生命律动，彻悟到作为永恒的生命本源之道。所以，优游山水，即观赏山水的真或自然的品格，与自然山水所呈现的生命神韵作无碍的接触，这与庄子所说的反真与列子的归真正相一致。至此，赏游山水就发展成熟为一种以闲情逸致的特征表现文人士大夫生命情调的高度艺术化了的生活方式。自然山水与他们的生活结缘，求仙、采药、隐逸、游览、园林、游宴等实际上都是士林的山水情怀主题之具体展开，而山水诗、山水画创作时代的到来则是这种情怀意趣的审美经验之结晶。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这士大夫文人生活历史的新篇章。在唐、宋、元、明、清不同的朝代一直续写下去，一代又一代的士大夫文人们，无论他是离尘绝世、遁迹山林，或是身在江海，情归魏阙；无论是欢乐的寻开心，还是穷愁的找寄托。总之，在难割断自然山水与自身精神生活联系之纽带，散怀山水、怡情自然在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情趣方面已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心理积淀。

　　随着社会历史的前进和庄、老思想的洗礼，知识阶层的使命变迁和精神生活方式之进化，自然山水最终与他们的生命情调和生活意趣结下不解之缘。投身自然成为他们的心灵陶醉、精神观照、山水风光成为他们的情感源泉和人生旅侣。这无一表征着一种人类自我完善的进程，一种文化和审美机制的创建，一种生命模式和精神情致的形成。只要把山水融入内心，只要把内心呈现给山水，它就是一首绿色的诗，滋养着你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