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隐逸之士，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淡雅的诗意中，看似生活“悠然”，自得其乐，而真正深入陶公所处的时代，体味“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背景，就不得不叹服陶渊明身上所具有的文人气节和自我拯救的洁净精神。

　　陶渊明出身寒微，在魏晋门阀制度森严的时代，尽管他博学多识，抱负远大，但一直不得其门，直至二十九岁才被当地州官邀作祭酒的小官，但没过多久，因不惯迎来送往、繁文缛节之类的应酬，看不惯权势之间尔虞我诈的争夺，辞职回了家。后来州官又召他去做主薄，他也没答应，只在家种地。因为孩子多，家里经济紧张，他经常东挪西借，免强度日。正好有他当官的长辈知道了这个情况，推荐他去做彭泽令。按朝廷规定，如果作了彭泽令，就会有一份作为俸禄的田地，全家不致于挨饿了。陶渊明就答应出去做官。

　　上任不久，果然有了一份田地。陶渊明一边当官，一边种地，日子倒也过的舒畅自在。好日子刚维持了80天，一年将终时，上面派来一位督邮检查公务。督邮官不大，但权势不小，他可以直通上司，报喜报忧。打点好了，他在上司面前为下级官员说好话；打点不好，他则编造瞎话。彭泽有个老于世故的县吏善意提醒陶渊明：“督邮是上面派来的官，你应该好好准备一下，小心伺候。”陶渊明性情直爽，也清醒地看出了官场险恶，世俗伪诈，于是坦然说：“我岂能为五斗米向这般小人折腰呢？”随即脱了官服，挂官而去，归隐田园。

　　隐逸，看似消极，实则是一种与黑暗统治决裂的积极精神，是那种背景下的最佳选择。面对官场的黑暗、仕途的险恶，不苟安于世，不折节屈颜，不为权贵所胁，更无奴颜媚骨，是知识分子“独善其身”的精神信仰。其实，从春秋时代老庄之后，一大批知识分子都因为惧怕官场的恶浊，厌恶尘世的嚣扰，以隐为目的保身全性，甘于清贫，崇尚自然，在无拘无束中度过自己的一生。《后汉书·逸民传》中为包括陶渊明在内在十多位隐逸之士列传，概述他们的心志说：“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耻之宾，屡黜不去其国；蹈海之节，千乘莫移其情。适使矫易去就，则不能相为矣。彼虽硁硁有类沽名者，然而蝉蜕嚣埃之中，自致寰区之外，异夫饰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这一段论述概括的十分得体而精到，千年之下，我们仍能从中感受到古代隐逸之士自我保全的洁净精神。

　　归隐田园的陶渊明在边远乡村盖几间茅屋，置十余亩薄田，自此再不为仕，耕种为业，和普通老农一样，早上荷锄而出，日暮荷锄而归，吃饱穿暖也不成问题。但没过几年，一场大火，烧光了他家的房子，一家人生活一天不如一天，免强为生。尽管如此，他依然不改初衷，不与达官贵人往来，只是苦心经营薄田。有达官贵人来访时送一些东西，他也一概不要。有一次一个叫檀道济的地方官拜访，正好是他贫病交加的时候，檀道济戏他出仕为官，他听着十分反感，不予答理，檀道济没趣地离去了，临走给他留下了许多粮食和肉，陶渊明却让家人把这些东西还给了檀道济，并说自己宁愿饿死，也不吃这“嗟来之食”。

　　陶渊明好酒，无论来客是贵是贱，只要有酒，必然设酒招待。若是对方带来酒浆，也能开怀畅饮，一醉方休。喝酒时，若是自己先醉了，就直率地对客人说：“我醉了想睡觉，你可以回去了。”真率如此，足见其不做作，真性情，心底如一泓清澈湖泊，直视无碍。与其为友，坦荡如砥，无须揣世故之心、不测之意，君子之心昭然如日月。

　　隐逸之心，一直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一条潜流。读书人始终信俸“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特别是世道衰微，贤路阻塞的时候，不得其志，便走向独善其身，坚守道德，从自然中寻找一条自我拯救的道路，保持一份难得的从容，真实地展示自己丰富多彩的人生和丰实的精神世界。陶渊明的精神感召在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唐宋时期，在诗人词家笔下，陶渊明是经常被提及的“偶象”。李白说：“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杜甫说：“焉得思如陶令手，令渠述作与同游。”白居易“常爱陶彭泽，文恩何高玄。”苏轼一口气写了一百零九首和陶诗，成为中国诗歌史上一大奇观。辛弃疾把隐士陶渊明看成是孔明一流的历史人物，在《贺新郎》一词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一代理学宗师朱熹对陶渊明也是赞叹不已，作诗赞道：“先生人物魏晋间，题诗便欲倾天悭。向来天地识眉宇，今日天遣窥波澜。平生尚友陶彭泽，未肯轻为折腰客。”可见，陶渊明的文品和人品，为后世称道的甚多。

　　对于一个文人，在现实难容伸展抱负的情况下，能做到陶渊明式的洁身自好，率真质朴，坚守气节，矢志不渝，无疑给自己的生命涂上了一抹本真的亮色。而且历时愈久，底色更典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