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之河，多少生命如沙，风吹而过，不留痕迹。而翻动李白诗卷，诗人李白，千年而下，依旧活在自己的诗里，越千年而依旧个性鲜明，栩栩如生。

李白是中国历史上极具魅力个性的诗人，一生经历、鲜明个性及自由活泼的思想，在其诗文中表现的淋漓尽致。青少年时期，学习诸子、经史、阴阳五行，涉猎广泛，奠定了深厚的学养。他在自述中说：“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有闻矣。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余少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这一时期的李白，除了读书、练习写作外，还学剑、干谒、任侠、访道。“十五学剑术，遍干诸候。”（《上韩荆州书》）“十五游神仙，游仙未曾歇。”（《感兴》）他自称：“结发未识事，结交尽豪雄……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由此可以看出，李白少年即有豪放不羁、飘逸不凡的个性，自由活泼的思想。宽松的成长环境，奠定了李白思想性格的雏形。这个时期，他自信自负，“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他壮怀激烈，“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秋。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他满怀理想，“待我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臣白云。”一个年青而富有朝气、豪放而激情高昂的诗人形象，活脱脱在诗歌中呈现出来。

开元十三年，二十五岁的李白开始了“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漫游生活。他怀揣着“已将书剑许明时”的理想，离开蜀中，出三峡，下江陵，广游襄汉，历经湖北、湖南及吴越之地，饱览山川胜迹，四处漫游、干谒，广泛结交地方官吏，以期通过他们推荐为当朝所用，实现自己辅佐君王、“安社稷，济苍生”的宏图大志。由于他深受道家“待时而动”的思想影响，恪守“不屈己、不干人”的道德信仰，时而隐居山林，时而饮酒宴乐，时而愤闷疾书。如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所言：“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人弹长剑乎？”傲然不屈的个性跃然纸上。在这长达十八年的漫游生涯中，一入长安，曳裾候门，历抵卿相，却到处碰壁，失意而归，其追求理想的道路可谓是《行路难》：“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不过这一段经历，也是诗人生命中感受最丰富的一段历程，创作了《长相思》《蜀道难》《梁园吟》《梁甫吟》《襄阳歌》等诸多名篇，展示出诗人强烈的自我表现的色彩。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四十二岁的李白经道士吴筠推荐，被唐玄宗召入长安，他欣喜若狂，“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但是，到了长安，李白在政治上并没有真正得到重用，当朝已是那是奸佞当道，李白诏翰林，实际上只是被子当作了文学弄臣，再加上他那傲岸不羁的性格、蔑视权贵的气度，总是同上层社会庸俗之风格格不入，不久即遭嫉妒、谗毁，严酷的现实粉碎了他的从政报国理想，使他认识到了帝王之乡不可久留。两年后，唐玄宗以“赐金还乡”的待遇送他离开长安。这两年多时间，尽管短暂，却使李白站有更高层面、更开阔的角度对社会、人生进行了新的审视，有了新的思考，引起了他对历史和现实的严肃思考，诗歌创有了更宽阔的内涵。

赐金放归后，李白开始了第二次漫游，他先在洛阳认识了杜甫，后在开封结识高适，盛唐诗歌史上，几位弥足轻重的人物走到了一起。政治上的失意，心中的苦闷，使他重拾早年求仙访道的爱好，加深了归隐山林的想法，以求身心解脱，而 “安社稷、济苍生”的理想却又始终未熄，他一面期待：“莫道浮云终蔽日，直挂云帆济沧海。”一面感叹：“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在期待与失意的过程中，他更深地体会到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但他傲岸不屈的个性又不屑于向权贵卑躬屈膝，于是，他唱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心声。直到晚年，在《门有车马客行》一诗中还在感叹：“叹我万里游，飘零三十春，空读帝王略，紫绶不挂身。雄剑藏玉匣，阴符生素尘。廓落无所舍，流离湘水滨。”一位个性尊严极强烈的诗人，报国之志至死不渝，而历史再也没有给他骋展抱负的机会。也许，上苍赋予李白的使命就是做好诗人，以宿命论观点来解释尽管唯心，却合乎民意。

作为一代诗仙，李白以卓越不凡的诗笔歌唱了他所生活的时代，倾诉了他的实现政治抱负和理想追求中的喜怒哀乐，尽管时光流逝，而他的生命是圆润的，丰满的，他的生命的欢乐、生命的价值永存诗文中。李白在晚年，也清醒地领悟到了这一点：“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屈原和楚王都被历史带走了，而屈原的辞赋不朽，楚王呢，徒然剩下了山丘如榭。盛唐的历史过了，多少功业已成往事，而李白的诗歌与个性依旧星光灿烂，正应了他少年时“垂辉映千春”的宏志，他留给后世的精神辉映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