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恭于父母之身，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曾文公集》。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说:君子立下的志向，是想让自己有为民请命的器量，有圣人一般的德行，有称霸天下的大功，然后才不辜负自己的父母生育了自己，不愧为天地间一个完全的人。

青年时期的曾国藩把“治学”作为励志的起点。在学习中他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务实精神，力戒空谈，潜心学习。他深知学问的获得不时一朝一夕的事，必须勤学好问，持之以恒，才能日渐精进。他告诉后人，做学问好比修金子塔，基础越深越扎实为好，这样才能在广博的基础上求得高而精，精而尖。他告诫后人，读书不可贪多，而要专注于一书，力求吃透。要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为我所用，才能学惯中西，博今通古。有了扎实的功底，有了一定得才学，才能够实现为国立功，为己立德，为人立言的理想与抱负，才能受到社会的承认和世人的尊敬。

有了一定的学问，还要注重自身的道德的培养。《礼记。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曾国藩认为，人都有向善的本能，而能不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关键在于其能不能持之以恒的进行道德修养；而“修身”、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因此，古人把“德量涵养，躬行践履”视为一个人的美德。这也是几千年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主要特征。

曾国藩一生取得的成就，可以说都在“志向高远”中。在“修身”、“治国”、“平天下”传统思想文化的滋润的教化下取得的。曾国藩家书，是其毕生“励志”的生活实录。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何于与我哉？”他明白无误的告诉弟弟，只有立下坚定的志向，才有可能勤奋自勉，不断增加自己的智慧和才干，才能干一番造福人类和社会的大事业来。

曾国藩深知，一个人立身处世创大事业，结果难以预知。古今往来，成功的人固然有，但失败的人也不少。因此，要想取得成功，必须是一个磨练心性，不断提高道德修养的人，必须要有坚定地意志。志者，心之何也，气之帅也。有志者，事竟成。居贫困而志不改，处危难而志弥坚，报国复邦，建立功业，或闻鸡起舞，或卧薪尝胆。

《孟子.告子下》中说：“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于版筑之间，胶鬲于鱼盐之中，管仲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拂乱其行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曾国藩深知《孟子》之意，和同乡好友刘蓉、郭嵩焘结为“湘乡三剑客”，互相勉励，传为佳话。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被点中翰林后，锐意进取的精神更强了，他在诗中写道“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他以一介书生而统领湘军兵勇，在初期与太平军的征战中，靖港之战中，险些丢了性命，在这中劣势中，他深知苦难是一种考验。他效法《易经》中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从而意志更加坚定，他以超人的毅力，反思得失，苦读兵书，寻找差距，严于律己，勤于治兵，运筹帷幄，最终战胜了太平天国军，为维护和稳定清政府的统治立下了赫赫功勋，从而实现了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君子建功立业，闻达天下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