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当然非李白莫属，但是荣膺诗人这顶桂冠，却并不是李白的初衷。李白一生孜孜以求的目标是做官从政，诗歌只是他追求理想过程的副产品，或者失意时的牢骚而已。

　　如果李白地下有知，1000多年来他是被作为一个诗人纪念，而不是作为政治家被后人敬仰，大概会哭笑不得。

　　李白虽然生活在盛唐，但是当时的社会矛盾已经非常尖锐。李白求官并不是为了发财或者光宗耀祖，他的理想是做一名宰相之类的大官，通过给皇帝出谋划策，指点迷津，三下五除二把各种社会矛盾搞定，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使国家安定富强。

　　如果唐玄宗果真给李白官做，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李白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李白的性格和精神气质，根本不适合从政，更不可能成为一个政治家。

　　1、缺乏自律，极有可能喝酒误事。

　　喝酒是古代文人的标配，就像武士手不离剑一样，文人是口不离酒。李白从四川顺江而出后，在襄阳认识了比他大十二岁的孟浩然，两人都爱喝酒作诗，李白非常崇拜孟浩然，与之结成了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

　　孟浩然一生没有做官，仅有的一次机会还被他因为喝酒耽误了。有一次韩朝宗准备推荐孟浩然做官，结果孟浩然和朋友喝酒，喝到尽兴处，就把赴约的事搁一边了，惹得韩朝宗大怒，从此再也不推荐他。

　　韩朝宗是官场元老，喜欢提拔后进，许多表现出色的官员都是他推荐的，当时人曾有“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说法，可见他在当时影响之大。

　　然而当李白写了著名的《与韩荆州书》，请求他推荐自己做官时，却石沉大海，韩朝宗连个回信也没有。

　　尽管这封信写得汪洋恣肆，文采飞扬，但是眼光老辣的韩朝宗不为所动。其中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李白这封信写得太狂，摆出一副和对方平起平坐的姿态，一点求人的意思也没有。

　　更重要的原因还是韩朝宗对李白没有好印象。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既然孟浩然喝酒误了约期，李白和孟浩然这么投脾气，保不准李白也会做出这样的事来。还是稳妥一点，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事实上，李白被召入宫中待诏翰林院时，唐玄宗有一次命李白做新词娱乐，结果李白已经喝醉了，侍从只好“以水沃之”，用凉水把他浇醒。

　　假如李白真做了官，虽然古时候的官员都有喝酒的雅好，但以他醉酒的频率，耽误政务是极有可能的。

　　2、政治理念陈旧，不合时宜。

　　李白早年在家乡读书时，经常和一个叫赵蕤的人来往。此人喜欢谈论纵横学说和王霸思想，对李白的影响很大。李白一生的政治理想就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把自己比作战国时期苏秦、张仪、管仲、晏子之类的人物，希望辅佐国君成就霸业。

　　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各路诸侯都在探索富国强兵的发展模式，广开言路，招揽人才，对士人特别尊重。士人们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游走于诸侯之间，朝秦暮楚，纵横捭阖，风光无限。

　　可惜李白生不逢时，他的这种理想是群雄逐鹿的动乱时代的产物，到了唐朝，封建集权政治已经成熟，大一统格局已经牢固建立，这种靠游说诸侯立身的士人和他们的政治主张已经没有生存空间了。李白这么做，就像是在4G时代推销BP机。

　　3、做事急于求成，喜欢一劳永逸。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封建社会大多数读书人的人生理想，落实到行动上就是读书，科考，做官三部曲。

　　但是李白不愿走寻常路，他认为科举太慢了，一步步从小官做起，等熬到皇帝身边，早就晚三秋了。他希望通过漫游树立社会声望，引起统治者注意，一步到位。42岁的时候，他的赫赫诗名终于引起唐玄宗注意，被征聘入宫，供奉翰林，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以平民身份步入皇宫的人。但是唐玄宗注重的是他的文学才能，并没有打算让他发挥政治才能。

　　李白在宫中既不受重视，又受到他人排挤，一赌气便辞宫出门了。

　　其实李白把政治看得太简单了，他以为政治不过像医生看病一样，只要开一剂处方，就会药到病除。他理想的人生模式是像范蠡那样“功成拂袖去，归于武陵源”，从此一劳永逸。

　　但社会矛盾是错综复杂的，不可能用一种方法就能解决全部矛盾，而且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互相交织在一起的，政治斗争是一个持续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4、意气用事，缺乏变通能力和坚韧精神。

　　李白的思维是直线式的，爱憎直接表现在情绪上，对自己喜欢的人和事大加赞赏。对不喜欢的人和事，则横眉冷对。李白虽然是读书人，却随身佩带宝剑，一言不合就拔剑。

　　李白的这种性格，注定不会成为一名政治家。

　　政治家从来都是善于隐藏自己情绪和心迹的。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在哥哥被更始帝杀害之后，并不急于报仇，而是装作若无其事，从而保存了性命和实力，并最终登上皇帝宝座。

　　官渡之战前夕，曹操的长子曹昂被张绣所杀，曹操为了稳定人心，树立宽宏大量的形象，不计前嫌接受张绣投降，并与之结成儿女亲家，从而争取到了许多中间力量甚至敌对力量，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

　　明朝的内阁大臣李东阳，在宦官刘瑾专权期间，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坚持在本职官位上与刘瑾周旋，不惜被人误解为贪恋相位，尽最大努力把刘瑾的危害减到最小，直到刘瑾被诛才辞官。

　　像这样违背情感的事，李白是做不来的。他的处世原则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5、思想单纯，政治敏锐性不强。

　　这是李白最致命的一个弱点，他也确实因此差点丢了性命。

　　安史之乱后期，永王李璘以平叛的名义壮大力量，准备挑战太子的皇位。路过庐山的时候，三次写信邀请在庐山隐居的李白，聘请他为随军幕僚。李白不顾夫人劝阻，也就真的去了。

　　此时距离太子李亨继位，已经一年多了，永王已经表现出叛乱的迹象。李白可能也看出些端倪，但他太想出风头了，他怎么甘心一辈子不干点大事就这么在庐山隐居下去呢。

　　于是他意气风发地随永王大军上路了，并且一路高歌，连续写了11首《永王东巡歌》，虽然主要是抒发自己一展抱负的豪迈情怀，但也不乏对永王的溢美之词，这也为他后来的牢狱之灾埋下了伏笔。

　　永王兵败被杀后，李白也被关进大牢。尽管他多次申辩自己是被永王胁迫的，但这些溢美之词却成为对他不利的证据。

　　同样是大诗人的王维就比李白聪明得多。安禄山攻陷长安以后，王维被迫做了安禄山伪政权的给事中。王维深知一旦皇权恢复，他的罪过极大，便写了一首怀念天子的诗《凝碧池》，以口头形式流传出去。这样既不给安禄山留下把柄，又向皇帝表白了心迹。后来长安收复，许多给安禄山做事的人都被判罪，而王维却因为这首诗加上有人说情而免于处罚。

　　大自然赋予每个人不同的天资秉性，注定了其在社会上不同的角色和定位，这种角色和定位一旦形成，很难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随便转换。李白天生就是一只大鹏鸟，他不可能成为供人驱使的鹰犬，他的天然使命不是猎捕鼠兔，而是无拘无束地在天空中翱翔。如果李白真做了一个循规蹈矩谨小慎微的官吏，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不幸，中国诗坛将会因为缺了李白而黯然失色。(本文于2018年10月19日发表于中财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