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文人，最酷的是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要是说一个名字，应该争议不大，这个人就是张岱，字宗子，所以更多的人称其为张宗子。

很多人对于张岱的记忆多半起始于《湖心亭观雪》，不长，全录如下：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这是教材的选本，经典的小品文。短短两百字对于天际之苍茫阔大，雪景之寥廓清冷，作者之雅致绝俗，遇知音之高山流水，三言两语尽得彰显。尤以白描之精炼，画面之唯美，叹为观止。无名士之心性，无别具之匠心，盖难成此文。

这是一个天才的手笔，更是一个名士的做派。

这样的做派是风靡于魏晋的，王谢两家似乎开了头，谢安面对苻坚百万大军，对弈于淝水，王家公子“乘兴而来，尽兴而去”都是留下美谈的。即便是苏轼也向往着“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是诗性的外溢，是骨子里的浪漫。没有显赫的家境作为基础，没有积淀的优越感深入骨髓，没有满腹才情才气的内涵，是不会这般潇洒的。大多寒门子弟，五斗米都可以折腰，哪能有如此之任性？

中国的文人太正经或者太装正经了，抑或是太拘谨了。说的总是修齐治平，心忧天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给自己的担子太重了，虽九死意无悔。决心很大，问题是真正能说上话，使上劲的又很少很少，所以又多少又有不甘，牢骚太盛。于是，以忧愤为主题的文学内涵几乎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具有生命力的，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小说、戏剧概莫能外。我们说诗歌散文那就是给你展示情绪的，也好理解。问题是小说戏剧无非就是整个故事，那也得要撺掇出一个什么主题，卒章显其志，不少很牵强。甚至有画蛇添足的嫌疑。

问题是另一面是他们一来未必真有兼济天下的能耐，也不一定修身修得白玉无瑕。就像杜甫写诗写的那么寒酸，曹雪芹写小说写的那么穷苦，其实都还不至于，有房有车有肉吃的。这样似乎导致了一个传统，就是我们的文学与真实是有差池的，笔下是谦谦君子，生活中却戾气等身；嘴上是仁义道德，事实上却是坑蒙拐骗。像匡衡、李绅、董其昌都是相当分裂的，你还不能说他们一准就是文化人的败类，因为还有很多只不过没有机会展示而已。

春秋笔法是我们的叙述习惯，近乎奉为圭臬，似乎给文人提供了弹性叙述的正当性，于是一代代文人前仆后继，乐此不疲，至今依然。你看看，我们的文章多好，多美，多么正义，多么有力量！我们够得着吗？

为此，就在历史的缝隙当中也还是有一批很有力量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果敢地跳出了这个窠臼，不为礼教束缚，不为传统所阻，活得是精彩纷呈，写得是炫丽无比，展示出了他们鲜活的生命力和前所未有的精神高度，当时或许为人误解误读，在经过历史的过滤之后，如今我们发现，他们真是历史上的一瞥惊鸿，价值犹在。

比如张岱，还有谁比他更会玩？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

是，他自己就说自己是纨绔子弟！也是，他要不是纨绔子弟一般人还真够不上。能玩的他玩，不能玩的他也玩，而且也都玩出了门道。湖心亭看雪已经让人赞叹其名士风度了，可这在他跟前是小儿科。他喜欢喝茶，偶遇一洼泉水，便研制成“雪兰”茶，众人追捧，以至于该泉枯竭；他喜欢抚琴，三个月之后便超越他人；他迷恋斗鸡，长胜不输；他醉心于蹴鞠，也是里中翘楚；他好古董，鉴赏功力不逊于专业行家；而让他付诸更多的怕还是醉心于戏曲，时常粉墨登场，戏班子尾随左右，兴之所至，不分场合与地点，即兴演出。曾有夜半，途径黄天荡，感慨韩世忠抗金之英武，立马鸣锣响鼓，开演大戏，惊得远处寺庙众僧不知出了什么大事，如他自己所记录：一寺人皆起看，不知是人，是怪，是鬼。

这不是什么恶作剧，这就是他的正常做派。人生之乐乐无穷，及时行乐显真情。他生于累世富贵之家，且晚明心学已成市场，他这样任性张扬既有现实的经济基础，也有文化上的精神支撑，其实他父亲，他叔叔都有类似举止。但是，他是玩家但不败家，在众多爱好当中，最为突出的是读书和写诗，因为爱好而集结的社团，他的诗社持续时间最久，事实上，他流传于后世的律诗数量和质量都是上乘的。而且，他祖父的三万册图书更是他的精神家园，他涉猎广博，记忆惊人，自幼便有神童的称号，更是祖父的掌上明珠，祖父亲自教他，更是希冀所指。那个藏书三万册的园子名曰快园——好一个快园，快哉！（他高祖父是翰林的出身，他祖父辈出了状元，他祖父张汝霖也进士及第的。在他家至于进士则是及格线，按照现在人的说法，在他家硕士以下都得算文盲）。

这个家庭可以由他他任性，但在这个家庭里功名似乎也是绕不过的坎子，他的家族当中，有斗鸡成瘾的，有赌博成性的，有收藏古董的，还有寄情草木钻研医学的，但似乎都还有个学位上的认定。他也必须有，尽管他深知对于科考“满腹才华，满腹学问，满腹书史，皆无所用之”，除非“心不得不细，气不得不卑，眼界不得不小，意味不得不酸”，考上的人“非日暮穷途、奄奄待尽之辈，则书生文弱，少不更事之人”。他很清醒，似乎看也到了自己科考的结局。但他还是得试试，甚至奢望着某天哪个主考官能慧眼识珠，这个可能是有的。加之衣食无忧，所以他一面参加科举，一面科举不中，也还不至于寻死觅活，无论考中无否，嗜读不辍，而且绝非仅仅限于经史子集，无所不揽，渐成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是充盈的生活和海量的阅读成全了他的《夜航船》。从天文地理到经史百家，从三教九流到神仙鬼怪，从政治人事到典章沿革，广采博收，共计二十大类，四千多个条目，涉及学科广泛，是一部比较有规模的古代百科全书。

由头是在一艘夜航船上，一个士子高谈阔论，起初僧人很端正很局促，以为遇到什么大神，结果听得不对劲，就问士子：澹台灭明是几个人，答曰两个人，尧舜是几个人，答曰一个人，僧人一听，原来是水货，看来我可以伸伸脚了。张岱觉得应该编写一部文化上常识书，不至于类似情况再出现。

这是他一个人的笔录。

狄罗德比张岱小个一百来岁，狄罗德也曾编过西方的百科全书，看来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会涌现出这些文化上的巨擘，他们有着更宏大的理想，小小的科举已经容纳不下他们了。而他们的作用显然要比一个进士状元之类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好在明朝灭了，否则他可能还是要花一些精力来应对科考的。明灭之后，成为遗民，且因为参与鲁王的反清，还是得东躲西藏，好在没弄多大动静，清朝对于他不至于穷追猛打，再说当时也快五十岁了，那个五十的年纪也不小了。日子过得绝对天上地下，别说什么鲜衣怒马了，即便一日三餐都难以为继：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茛，常至断炊。

如此窘境之下，张岱在精神上依然没有蛰伏，既不像钱谦益等委身新朝落得贰臣的标签，也并没有选择简单地以身殉国之类。而且践行了众多文人以史为鉴警示后人的路径。他原本好著述，在此前后他完成了《石匮书》、《张氏家谱》、《义烈传》、《琅嬛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阙》、《四书遇》、《梦忆》、《说铃》、《昌谷解》、《快园道古》、《傒囊十集》、《西湖梦寻》、《一卷冰雪文》等等，不下四百万字。除丰富的史料价值之外，他治史的理性和公允是相当难得的。在写自家家谱的时候，他能跳出庸俗的家族避讳的传统，秉笔直书于先人，不褒不贬。尤其是在以愚忠为教义的文人当中，他的《石匮书》直接探讨了明亡的原因，在他眼里，崇祯算是个勤勉之人，但是反复无常，朝令夕改，无法为继。至于福王、鲁王、隆武、永历也多半为庸碌之辈，还不一定比得上崇祯。即便没有李世民，明亡也是劫数，他看得几乎和现代人一般清醒。

此时，他已经完全不是出身官宦之家的富贵少爷、中年员外，而是一个饱经离乱忧国忧民的深沉爱国者、历史洞察者、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大家。我们会习惯性地认为，可能是社会的动荡让他得以蜕变升华，直达精神彼岸。但我却又不完全这样认为，张岱一生既与时局变化有关，更多的还是与生俱来的独特气质所造就。这是一个太清醒的人，幼时乖张但不失度，中年任性但不自封，晚景凄凉但不自怨。他热爱生活，积极投身生活，因而能窥见他人所忽视；他饱读诗书，却不囿于文本，始终有自己独立之思辨，终成一代大家。

他是这般记录自己的：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家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

哪有这么糟践自己的？怎么也不装一装？他什么都看透了，所以不必要。

就是这个自己口中的“瞌睡汉”以将近九十年的生命经历，几乎穷极了人生的各种可能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神高度。铅华蜕尽，回首前尘，在后人眼中，他依然是那个翩翩少年和潇洒君子。和他在文学史学上的成就相比，他的生活本身或许更有魅力。

他不酷谁酷？某明星或某富二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