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吴冠中名满天下，可是他的子女却无一人学画，甚至于都没有从事与艺术有关的工作。吴冠中除了是画家外，还有一个身份：美术教育家。能博得教育家之名，自然在美术教育上也颇有建树，何以竟不能让自己子女中的一二人继承衣钵，将其培养成画家呢?对此，吴先生曾明言：搞艺术创作太辛苦了。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受苦，所以自己也不希望子女从事这一行业。　　

　　与吴先生的心理类似的，苏东坡曾有诗云：“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其中固然有调侃或说反话的成份，但纵观东坡一生，他希望自己的子女不要像自己那样英华外露而因此倒霉的心思还是有的。

　　而最典型的还是以狂放不羁闻名的嵇康和阮籍。

　　关于二人的故事不必多说，但凡对魏晋文化有些了解者无不略知一二。他二人不但同为晋代伟大的文学家，更被视为“魏晋风骨”的代表人物。二人相比，嵇康更加狂傲，阮籍则相对内敛。其结果也正应了“性格决定命运”的俗话，嵇康为他的桀骜不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阮籍则凭借着假痴不呆的手段得以善终。然而无论他们之间有多少共同之处，或有多少细微差别，在对待子女的问题上却是如出一辙。

　　嵇康之子嵇绍，也是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文天祥《正气歌》中有“为嵇侍中血”句，“嵇侍中”指的就是嵇绍。在“八王之乱”中，嵇绍拼死保卫逃亡在外的晋惠帝，最终为乱军所害，衣血溅到惠帝身上。惠帝虽是白痴，但对却知道对嵇绍之死悲痛万分，以致于回宫后侍从要为他洗衣时都没忘了嘱咐：“此嵇侍中血，勿去。”　　

　　关于嵇绍仕晋并为之死节一事，后人态度截然不同。如文天祥，就表示极度赞赏。杜甫亦有诗：“岂无嵇绍血,沾洒属车尘?”也持肯定态度。但有一些人却对其颇有微词。比如司马光就说：“嵇康……死皆不以其罪，……不仕晋室可也。嵇绍苟无荡阴之忠，殆不免于君子之讥乎!”顾炎武更是表示：“夫绍之于晋，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当其未死，三十馀年之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荡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

　　两种意见孰是孰非，这里不做评论。需要指出的是，嵇康临终前，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令嵇绍仕晋，但从他将儿子托付给山涛之举，是不难窥其本意的。他自己拒不与晋合作，甚至当山涛举荐他为官时，还认为是山涛和他有仇——“自非重怨，不至于此”，并且写了一篇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与之绝交。但他在临刑前，既没有把儿子托付给自己的哥哥嵇喜，也没有托付给他的知交阮籍、向秀，而是托付给了的山涛，并且对自己的儿子说：“山公尚在，汝不孤矣。”可以想见，在他内心深处，还是认为自己的做法根本就不足效仿，或者说根本就不是“人间正道”；而像山涛那样的“识时务者”才是明智之人。而他之所以不肯选择“人间正道”做一个“识时务者”，只是要遵从自己的内心，不肯随波逐流罢了。他做出这一选择，结果必然导致其生活是落魄的，其内心也是痛苦的，更重要的是对时世是无补的。他的行为，只不过给世上增加一个狂人罢了（若没有其伟大的文学成就，这一狂举似乎就没有任何意义）。

　　然而以晋代魏本是大势所趋，是谁也无法改变的事实。他可以义不仕晋，但自己的子孙后代注定了要在晋的统治下生活，如果他不想让子孙们“不食晋粟”而死，就只有做晋的顺民，甚至晋的臣子。出于为人父母者都希望子女过得好的基本心理，要把儿子托付给一个可靠的人，已经出仕且把官儿当得风生水起的山涛无疑是最佳人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嵇康无论怎样行为怪诞，怎样怎样内心倨傲，在涉及子女的问题上，亦不过一普通人罢了，亦不过一普通父亲罢了。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另一个狂人阮籍身上。阮籍是“竹林七贤”中的第二狂人，不仅他自己狂放不羁，甚至整个阮氏宗族的子弟也都善谈玄远，狂傲恣肆。比如同是“竹林七贤”中的其侄子阮咸，虽文学成就远远不如阮籍，但狂放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但与群猪共饮，还公开用长竿晾晒内裤。更有甚者，竟然敢于在居丧期间追回与自己有私情的姑母家的婢女，此举，在以“魏晋风度”闻名的士大夫中间甚至也“论者甚非之”，可见其狂放的程度之深。阮籍的儿子阮浑长大后，也颇“有父风”。可见不仅他长得像阮籍，举手投足更和老爹神似，而且性格也有相象之处——“少慕通达，不饰小节”。不仅如此，他长期受父兄的影响，很羡慕竹林名士的行为，便也想“作达”（仿效放达行为）。可是阮籍却坚决反对，甚至拿出封建家长的威风断然制止：“仲容（阮咸字）已预之，卿不得复尔。”其实“竹林七贤”又没有名额限制，凭什么有了阮咸就不可以再多一个阮浑呢?说到底，还是认为他们的行为“不合时世”，他也想让自己的儿子过正常人的生活，那么自然要从正常人行为举止开始了。后来阮浑也以太子庶子的身份仕晋，大概基本上已经摆脱了“竹林七贤”狂放不羁的负面影响。

　　说到底，如果不考虑“竹林七贤”本身的艺术气质，单从嵇康和阮籍对待子女的态度上来看，不难发现，在他们内心深处，其实是并不认可自己的这种惊世骇俗之举的，无论今天的我们拿出怎样的“魏晋风骨”为其辩护。因为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上，适应社会才是根本的生存之道；而对于封建的士大夫，在可能的情况下，努力改造社会更是他们生来便被赋予的神圣职责。而忽视、逃避，或者对抗，都非明智之举。其言其行非但于世无补，而且还会换来自己生活上的悲惨遭遇乃至精神上的极度痛苦。阮籍的“穷途之哭”和嵇康的“广陵绝响”就是最好的证明。

　　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简单评价他们如此选择自己人生的是非对错，因为每个有趣而有意义的灵魂深处一定会有一些即使牺牲一生的幸福乃至牺牲生命都要坚守的东西。这里要强调的只是，如果我们未尝拥有这样一颗灵魂，那么也就没有必要东施效颦，去效仿他们的行为。《世说新语》刘孝标注谈及阮籍反对儿子加入其中时，曾引东晋戴逵《竹林七贤论》说：“籍之抑浑，盖以浑未识己之所以为达也。”连身为人子的阮浑都不能理解老爹们如此“作达”的原因，千年以后的我们又有多少资格可以效仿其万一呢?（本文于2018年5月9日发表于中财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