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文化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如从传说中尧时的许由算起，至魏晋时已经长达几千年。这些隐者当然都是文化人和名人，在社会上名头都很响，象商末周初的伯夷、叔齐，西汉之初的商山四皓，东汉之初的严子陵等，都是名震朝野的人物。但隐士而兼诗人身份的却又少而又少，曹魏后期“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本是当时的大诗人，可惜阮籍经不住司马氏的高压不得不出来做官，嵇康则因拒绝与司马氏合作早早被杀，所以后人并未将二人当作隐逸诗人来看待，只有晋末宋初的陶渊明才是真正的隐逸诗人，所以钟嵘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陶渊明并非从一开始就想当隐士，年青时他也曾胸怀大志，也想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他的《杂诗》之四说：“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之五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拟古》之八说：“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这样的诗句谁能想到竟然出自陶渊明的手笔，或许会认为是剑客侠士所为呢。在陶渊明看来“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真正的人才应该为国效力，不应该隐居世外；那些隐居江湖的士人，多半身份低贱、生活贫穷。陶家虽非世家大族，可也是靠军功起家的东晋新贵，而且自曾祖陶侃至父亲陶逸三代为官，也算得官宦之家。按说出身这种家庭的人官宦意识是很重的，出仕做官、出人投地的愿望也是很强烈的，所以青年时期的陶渊明是颇有雄心壮志的，并不甘心默默无闻，他一生五次为官就是证明。然而陶渊明最终却走上了归田隐居的道路，其中自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应是受他父亲的影响。其父取名为逸，透露出来的信息似乎是生性闲逸，没有多少兴趣为官，他赞父亲是为官不喜，去职不怒，也许陶渊明的“质性自然”“性本爱丘山”就是接受了父亲的遗传因子。

　　其次是受他外祖父孟嘉的影响。孟嘉是有名的才子，而其为人则是温雅和平，很受大臣桓温、庾亮的器重，可他对于做官并无多少兴趣，虽也做过桓温的参军和阳新的知县，但时间都不长，后来朝廷征他为尚书删定郎，他也以足疾为由加以婉拒。而孟嘉落帽的故事更能说明他为人的淡定闲雅。陶渊明对这位外祖父是很敬重的，在孟嘉死后他还专门写了《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传中称孟嘉“冲默有远量”，又引郭逊之语说孟嘉“温雅平旷”。外祖父的个性、修养对陶渊明无疑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外祖父的遗风。

　　又其次，陶渊明的退避隐居也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陶渊明五次出仕为官，虽然每任时间都不长，但也足以让他充分了解官场、认识社会。他在《归园田居》其一说：“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当为十三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结末又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显然，诗人是把官场视为“尘网”、“樊笼”，把人在官场比喻为关在笼子里的鸟，养在池中的鱼，失去了自由，而把脱离官场视为回归大自然，重新获得解放。陶渊明“质性自然”，闲散成习，对于官场的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礼节繁多自是很不习惯；至于官场的尔虞我诈、你争我斗，更让他深恶痛绝。加上当时战乱频仍，社会处于急剧的动荡之中，官场也成了某些野心家、阴谋家角力的舞台，作为下层官员连安全都无保证，陶渊明不愿成为他人砧板上的鱼肉，而只有田园才能给他带来安全感。

　　再其次，老庄委任运化、乐天知命、归依自然的思想也深深影响了他。人们熟读陶渊明诗文就会发现，他不大提及孔孟和儒家，而老庄的思想、语言却随处可见。《归去来兮辞》一篇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中说：“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完全是以诗歌的语言来表达老庄的委任运化、乐天知命的人生哲学。他的《感士不遇赋》也表达了同一意思“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拟古》之八则直接把伯牙与庄周作为自己追随的对象“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

　　不过，这些都是外在因素，实际上制约陶渊明的人生道路，决定其人生选择的关键还在于他自己。同为人类，但人性却是千差万别的，陶渊明说自己是“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热爱自然山水，喜欢田园生活，成为陶渊明与生俱来的一种特性。他把田园视为自己生命的依托与归属，把山水视为人生的必须与享受，似乎没有了田园与山水，他的生命就要枯渴，人生就失去了色彩。尽管做官的薪俸比他从事农耕要丰厚得多，可以使他衣食无忧，然而却会让他觉得自己象“羁鸟”“池鱼”一样失去自由，甚至会生病。因此，他宁可陷于贫困，衣食不周，也要离开官场，回归田园。

　　由于陶渊明并非刻意追求归隐田园，而是把回归田园，躬耕陇亩视为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所以他是真隐，毫无沽名钓誉之心，不象某些假隐士“人在山林，心存魏阙”，把隐居山林当作进身官场的“终南捷径”。在他的心里，不慕荣利，不求富贵，甘于贫贱，终身隐居不仕的隐者才是真正的“贤士”。

　　他作《扇上画赞附尚长禽庆赞》一文，称赞了古代九位真正的隐士，即荷蓧丈人、长沮、桀溺、於陵仲于、 张长公 、丙曼容、 郑次都、 薛孟尝、周阳硅，表达了自己“缅怀千载，托契孤游”的向往之情。在《饮酒》十二中，极力推崇张挚与杨伦辞官不仕、终身隐居的高风亮节，说：“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仲理归大泽，高风始在兹。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在陶渊明的诗文中经常提到的隐士还有商山四皓、伯夷、叔齐、钟子期、田子泰、邵平、刘龚等。与此相反，陶渊明却很少提到那些出将入相的功业人士。这正反映出陶渊明评价人物的价值标准，说明他推崇的是那些淡薄名利，珍视个人，追求自由闲适的隐士，而不是那些叱咤风云，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文臣武将。

　　他虽与刘遗民、周续之并称“浔阳三隐”，但他与周、刘二位实有不同：周续之、刘遗民虽然弃却官场，远离红尘，但还是有点不甘寂寞，他们都投在高僧慧远的门下，并成为白莲社的骨干。要知道慧远虽身在空门，却名闻遐迩，至于他所创立的白莲社则更是士人趋之若骛的。陶渊明却不愿意凑热闹，就算慧远亲自作书于他，邀他上庐山，他也并不给面子，先是提出准许喝酒的条件，后来又拂袖而去。　

　　他与此前、此后的许多隐士都不同：既不学姜子牙垂钓渭滨，也不学汉初四皓隐居商山精研帝王之术，更不学七贤齐聚竹林喝酒、做诗、弹琴、作画，他就是喜欢田园，喜欢山野，喜欢躬耕陇亩，他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生活。诚如他在《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之二所说“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又在《乙已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一诗中感叹说“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壑舟，谅哉宜霜柏。”因此，他就是要效法古贤，安居乡里，与田园为伴。正如《咏贫士》之六所说：“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蒿蓬。翳然绝交游，赋诗颇能工。举世无知者，止有一刘龚。此士胡独然？实由罕所同。介然安其业，所乐非穷通。人事固以拙，聊得长相从。”

　　当然，陶渊明向往隐居，喜欢田园，也与家乡的山水之美、人情之好、生活之适意有关。如《和郭主簿二首》之一说：“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在城市哪来这样的山水清景和闲适生活！《读山海经》第一首实际是首序诗，也是一首极美的田园诗，是诗人回归田园后真实生活的写照。诗曰：“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简直就是一曲极美的田园牧歌，其中的诗情画意可以让人如醉如痴。　

　　陶渊明如果只是一个诗人，也许他在诗歌史上算不得一流；如果他只是一个隐者，更不可能成为文学史上的佳话，正是因为他既是诗人又是隐者，才成为后人膜拜的对象，在悠悠历史中留下不朽的名声。（本文于2012年7月3日发表于中财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