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诗给人的突出印象是景真、情真、意真，诗如其人，陶渊明的诗就象他的为人，既是那样的真率自然，又是那样的通明透彻。他虽生活在“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感士不遇赋》）的战乱年代，却始终保持了一颗童真之心，说真话，写真事，做一个真实的人，正如苏轼所评价的：“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按说自曾祖到父亲连续三代为官，陶渊明应该比较适应官场生活，然而他却“质性自然”，似乎天生与农村、与大自然有着不解之缘。他在《归去来兮辞》中说“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意思是说要他矫揉造作，扭曲自己的性格，这比挨冻受饿还要难受，弄不好就会逼出病来。在他看来，官场上尔虞我诈，你争我斗，人与人之间难有真心，而农村就不同了，那些邻居们本本份份、老老实实，既无虚情假意，更无欺诈蒙骗，对他们可以不设防，可以赤诚相待，放心往来。他的《移居》之一说：“……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意谓这个地方民风古朴，为人真率，多年以来我就想迁往这里，从今以后我就安居在这里，也用不着多大的房子，只要能放下床铺就行了。邻居们时常往来，高声谈论过去的情形。我写诗作文碰到有什么疑难之处，邻居们也帮我分析参详。第二首说：“……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邻居们一旦有了好酒，就招呼我一起痛饮。白天农夫们各自耕田种地，一到闲暇时候就想念对方。一旦想起了朋友马上就披上衣服上门相见，相互间一边喝酒，一边谈笑，也不会感到厌倦。

　　无论是早年，还是晚年，陶渊明都曾有过生活困难、经济拮据的时候，有时不仅喝不上酒，甚至连饭也吃不上，弄得很狼狈。这个时候，陶渊明就象个叫化子一样四处乞讨。但邻居们并不嫌弃他，而是热情款待他，让他酒足饭饱，临行还要送点东西给他。这种景象诗人在《乞食》中曾写到：“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诗人深感这种漂母之恩实在难以报答。
　　萧统《陶渊明传》说：“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所谓“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就是性情洒脱，不同凡俗，真情流露，一切随心。人们读他的《五柳先生传》，活脱脱就是一幅自画像，一个“不慕荣利”，“忘怀得失”，嗜酒成性，率性随意的下层士人形象跃然纸上。

　　陶渊明性耽于酒，而他的喝酒也最能体现他真率自然、朴实无华的性格。沈约《宋书•隐逸传》说到，朋友颜延之请他喝酒，他从来不讲客气，每次都要喝醉；颜延之送他两万酒钱，他干脆把钱放到酒店里，就便取酒。实在没酒喝了，他就坐在菊花丛中，欣赏菊花的香气，以此来解谗。正好江州剌史王弘送酒来，他也顾不了礼节，开坛便喝，一直喝到大醉而归。一旦喝醉了酒，他就对别人说：“我已经喝醉了，要睡觉了，请你离开。”正因为他为人真率随意，不端架子，所以地方上的一些将领对他也很随便，有时碰上酒酿熟了，就把他的头巾取下来过滤酒，用完了又给他带上去，他也不以为意。

　　古代名人对于自己出仕做官总喜欢粉饰一番，大多说成是为了大济苍生，匡时济世，而陶渊明则不同。他敢于真实坦露自己外出做官的动机，表明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解决贫穷饥饿的问题。《饮酒》之十说：“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涂。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说的很明白，从前他曾经外出做官，一直到东海边。道路是那样的曲折漫长，路途还少不了风雨交加。那么又是什么促使我这样做的呢？还不是因为饥饿驱使。为了谋求吃饱饭不得不委屈自己，做了些日子的官便有了余钱剩米。不过这恐怕不是长久之计，最终我还得弃官不做回归田园。《饮酒》之十九也说：“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坦承自己三十岁以前外出做官，实在是因为单靠种田解决不了温饱问题。到了而立之年，感觉到这样做的确有点不光彩，于是毅然而然辞去官职，决心归田隐居终老乡里。

　　对于他最后一次出来做官，担任彭泽县令，他说得更为直率。他在《归去来兮辞》中说了两个原因，一是“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缾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也就是说因为家里人口太多，单靠耕种解决不了穿衣吃饭的问题，于是亲戚朋友劝我出来做官；二是“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因为战乱频仍，不想走得太远，而彭泽县离家里只有百里路程，县府有不少公田，可以解决喝酒的问题，所以我主动请求担任彭泽县令。显然，第二个原因是为了解决喝酒的问题。据《宋书•隐逸传》载，按陶渊明的意思一百亩公田要全部用来种糯谷，只是由于妻子的坚持，最后才改为一半种糯谷，一半种稉稻。

　　至于他为什么在彭泽令上只呆了八十多天便拂袖而去，虽然后人都依据《宋书•隐逸传》，认为陶渊明是“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好象陶渊明为人耿介刚直，不愿在他人面前点头哈腰，甚至说由此可见陶渊明具有强烈的反抗性。这种解释多少有点抬高了陶渊明，其实他自己在《归去来兮辞》的序中说得很清楚：“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的确，这里有陶渊明性格的因素，即他是一个闲散随意惯了的人，不愿受官府繁文缛节的束缚，在彭泽令上呆了一些日子便产生了回乡闲居之念，可他还是想等到田里的稻子熟了收割后再回去，然而他唯一的妹妹突然去世，兄妹感情促使他丢下一切，立即赶往武昌。

　　也许这种解释有损陶渊明的形象，使他不那么高尚、纯洁，可这却是真实的陶渊明！正是他的这种说真话，从不讳饰自己行为的品格，才让后人感到他可爱、可敬。

　　刘遗民、周续之都是他的朋友，他甚至还得过刘、周二人的好处，又与刘、周二人并称为“浔阳三隐”，按说交谊非浅。后来刘、周二人投在高僧慧远门下，成为“白莲社”的骨干。慧远曾亲自作书给陶渊明，请他入社，也算够给面子了，可他却提出必须允许他喝酒的条件，慧远也答应了，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他到了庐山后却还是不趁意，转身就走了，弄得场面很尴尬。这说明陶渊明非常珍视自己的生活习性，他不愿意因为别人而扭曲自己。

　　人们常说“家丑不可外扬”，尤其是有关自己的儿女，人们总希望儿女成龙成凤，给自己挣面子，即使儿女不成器、没出息，也只能自叹自哀，决不会在诗文中披露，让外人知道。可陶渊明却不同，对于儿子的不争气他竟然毫不讳饰，竟在诗歌中和盘托出。陶渊明前后娶妻两次，生下五个儿子，可五个儿子都不争气，让他大失所望。他在《责子》中写道：“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固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大儿子十六岁了，却懒惰成性；老二虽然读书，却不能动笔；老三、老四都十三岁了，却连六与七都不认识；小儿子也九岁了，成天只知道要吃。诗人想到自己两鬓已经斑白，肌肤也已松驰，可儿子们却是这样的不成器，他实在有点心灰意冷，所以最后感叹说如果老天爷硬是不让陶家兴旺，我也只好认命，那就天天沉醉于酒中罢了。

　　陶渊明的为人一方面是率性随意，但另一方面却又玉质钢性，既不随波逐流，更不会朝秦暮楚，他在政治上有着自己坚定的操守。在晋宋易代之际，作为陶侃的重孙，他注重家声，忠于晋室，宁做晋室遗民，不做新朝显贵。当刘裕举兵讨逆时，他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刘裕的幕府；一旦刘裕野心暴露，企图取晋自立时，他就毅然而然离开了刘裕，而且不再出仕。刘裕征他为著作郎，他一口拒绝；檀道济是刘裕爱将，宋文帝刘义隆时更官至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曾亲自上门拜访他，请他出来做官，又送给他米粮、肉食，可他既不受官，也不受食，宁可受穷挨饿。

　　刘裕篡晋自立后，陶渊明拒绝与官府往来，所写诗文在义熙之前标明东晋年号，刘宋永初之后，只以甲子纪年，以此表明他的遗民身份。

　　陶渊明虽然“质性自然”，“任真自得”，有着鲜明的个性，但却并未沾染魏晋名士的不良风气：他虽好酒，却不嗜酒颓废；他虽珍视自己的个性，却不越礼妄为，更不会任诞放荡。他的言行举止更多地表现了人的自然之性，尤为可贵的是，在那个战乱频仍，人命唯贱，朝不虑夕的年代，能保持一颗赤子之心，始终以真我出现。

　　在当今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一切都“朝钱看”，整个社会弥漫着铜臭味，可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能够说真话、办真事，以真面目示人的人越来越少。回头看看陶渊明，不知今人将作何感慨？（2012年6月26日发表于中财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