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汉三年，正当《史记》著述进入关键阶段的时候，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而惨遭宫刑。宫刑不仅使司马迁的肉体蒙受了巨大的苦痛，而且给他带来了一种天地间无法容纳的耻辱感。宫刑在古代很早的时候被世人所轻视，认为受宫刑的人有着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司马迁受刑后还有一种沉重的伦理重负，那就是身体残缺违背了孝义。司马迁大质亏损，这是对司马氏祖先莫大的玷污，所以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再无颜面去到父母的坟墓上祭奠了。司马迁本人素以慷慨之士自居，他矢志砥砺士节，力争自列于君子之林。但是一夜之间，他却成为无所比数的刑余之人，连做正常人的资格都没有。《报任安书》说他“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这种耻辱心理已经将他逼向死亡的边缘。

耻辱感对于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有些意志薄弱的人可能会被耻辱感击垮，而有的人则会从耻辱中寻求发奋的动力。西方个人主义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人的自卑感使人产生对于优越的渴望，而补偿作用是推动一个人去追求优越目标的基本动力。人都会有自卑感，没有自卑感，补偿就会丧失其力量的源泉。人感到自卑，就会在某件事情上加倍努力以期获得成就。当他取得成功之后，就会有优越的感觉。而当他们在别人的大量成就面前，又会再次感到自卑，也就再次被驱动去取得更多的成就，而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优越和完美。根据儒家当时关于君子不生大辱的观念，司马迁在受宫刑后自然想到了死。但他的杰出之处在于以清醒的理性思考了死亡的价值问题，因此排除了即刻死辱的思想，决心以最大的隐忍精神完成《史记》的写作。

司马迁从前贤发奋著书的事例中，从自己忍辱著书的痛苦体验里，总结出著名的发奋著述理论。这一著名的发奋著书说见之于《报任安书》和《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认为，才志之士所遭受的人生灾难，诸如囚禁、放逐、受刑、人生失意等，会使人产生一种悲愤填膺无法化解的情结，这种情结会激发起主体内部本能的抗争意识。个体在面临人生灾难的时候，不应该沉溺于自怨自艾、消极苦闷和无所作为之中，而应该超越一切灾难、耻辱、穷愁、困厄，以更高的层次、更大的热情、更强烈的自信心、更顽强的意志使自己奋发振作起来。彻底挖掘自身内在的潜力，最大限度地去忍受屈辱，发挥以屈求伸的手段，不惜一切代表去实现最辉煌的目标，以此对之前所蒙受的耻辱来实现补偿或过度补偿。发奋著书是要用著作的光辉成就来洗去耻辱，使自己的人格与名誉得到张扬。

很多人将发奋著书理解成愤怒地批判统治阶级，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发奋著书不局限于具体的冤仇对象，它从个人冤仇出发但又超越了个人恩怨，把目光投向文化学术事业。从《报任安书》和《史记·太史公自序》所列举的发奋著书的具体事体来看，虽然有一些自传性质的作品，如《离骚》与作者恩怨相关。但绝大多数的发奋著书都表现了对于冤仇本身的超越，例如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左丘著《国语》、孙子修《兵法》等等，这些作品都没有涉及个人身世。作者们主要是通过凝聚有巨大文化学术价值的著作，作为自我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以此来确证自我价值，说明此前所受屈辱的不公平。因此发奋著书决不等于以文化学术著作进行诽谤报复具体仇人的谤书。司马迁所说的发愤，主要不是指抒发愤懑，而是奋发、激发的意思。在创作过程中，它属于激发创作欲望的动力。司马迁只是强烈地感受到他惨遭酷刑的不公平，只是想到要以《史记》的巨大成就为自己洗刷并补偿耻辱。他并没有因为受刑而改变对汉家的忠诚，他的一生都是将实现个人价值与巩固汉家帝业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宫刑事件与司马迁批评现实政治毫无关系，则又未免陷入片面。这两者的关系表现在，宫刑事件使司马迁从心理上拉开了与汉家的距离，获得了独立观察思考的人格条件。如前所说，司马氏父子著述《史记》的最初动机是与汉家盛世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一方面真诚地相信“当今天子接千岁之统”，是王者兴的时代，另一方面又有身膺五百大运上继周公、孔子的神秘体验。这样司马氏父子就把自己与汉家盛世联系在一起，把《史记》著述成润色鸿业联系在一起。司马迁是一个极富情感与想象、极具诗人气质的人，他追求悲歌慷慨倜傥潇洒的人生，希望做一番名逾金石的辉煌功业，而他自身也确实具有巨大的创造潜力。由于他处于激动之中，就易于把理想情感的东西当作现实，易于把未来潜在的功业当作既有的成功来欣赏品味，易于以个性的光芒去照耀一切。

汉武帝因推行有为政治而广泛搜罗人才，形成“汉之得人，于斯为盛”的群星灿烂局面。司马迁亦处武帝彀中，这容易使司马迁产生深得主上信任的虚假印象。他并没有进一步想到，在这个才人集团中，汉武帝的信任程度是分层次的。汉武帝真正倚重的是像卫青、霍去病这样横征大漠广土斥境之将帅，以及像张汤、桑弘羊之类的兴利除弊之臣。以儒学为武帝政治作缘饰的董仲舒、公孙弘倒在其次，至于像司马相如、东方朔、司马迁之类的文学侍从之臣，汉武帝不过是以倡优畜之，丢几顶不大不小的乌纱帽给他们，让这些易于激动的文人写文章润色鸿业点缀升平以供自己赏心悦目而已。

正因为司马迁一直在做五彩斑斓的梦，所以他竭力向皇家靠近。“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这种心理状态易于使司马迁把自己的人格隶属于汉家，对于观察历史与现实政治，容易产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负效应。史官的特点在于它必须与现实政治拉开一段距离，以便于从旁观察洞若观火。《左传》《国语》的史官目光往往比其他人更为深远，其原因正在于此。司马迁由于把自己与汉家紧密相连，浪漫主义豪情粉饰了现实的严峻，英雄主义的气概掩盖了现实政治的弊端。对自身建功立业的渴望淹没了对人类的同情心与责任心。作者思维尚漂浮在想象与情感的表层，而没有深潜进入理性分析的层次。在汉家胜利进军与由盛转衰的二重奏中，司马迁只注意到胜利的旋律，而忽视了夹杂在其中的衰世之音。司马迁这种心态一直维持到为汉家改制定历的太初年间。

是宫刑事间粉碎了司马迁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幻想，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因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的真实悲剧地位。这种卑微感和耻辱感自然地使司马迁心理发生了一个变化过程，即从与汉家紧密依附的状态中挣脱出来，而自觉与汉家拉开了心理距离。这一点至关重要，可以说它是决定《史记》主题深化的必要心理条件。只有从心理上和汉家拉开距离以后，司马迁人格才从“务求亲媚于主上”的附庸状态中独立出来，才取得了独立地进行观察、思考和判断的人格条件，才使司马迁与中国史官独立思考冷峻分析的传统联系起来。所以一方面要排除司马迁因泄私愤而诽谤汉家这种不正确的观点，清除谤书说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又要指出宫刑事件对司马迁人格心理的影响，这样才能把握一个适中的度，才能真正地读出司马迁所撰写的《史记》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价值与深刻的内涵。(本文于2006年9月4日发布于中财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