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杰出的作家,必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一部优秀的作品，必有让人感动的地方。司马迁以毕生精力和心血完成的《史记》，开创了中国史传文学的先河，同时也达到了史传文学的顶峰。《史记》之中，名篇佳句多矣，但我读司马迁，最有感触的还是《报任安书》。

生命脆弱如小草，无论你如何珍爱，一个偶然的意外便有可能将其毁灭。司马迁在遭遇李陵之祸以后被处以“腐刑”（宫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受了最大侮辱的人，为天下笑，一度曾想过要了结自己的生命。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上天偏爱将生命中美好的感情和事物毁灭给人看，司马迁不愿去承受，但又不能不去承受。在“生存”与“毁灭”之间做抉择，是很艰难的。一个人在身心都遭受常人无法忍受的折磨时，是非常需要一种对其而言具有强大的精神动力来支持并且推动他举步维艰的每一个前行脚步。于司马迁而言，是什么给予他如此巨大的力量求生并且发愤著书呢？

透过《报任安书》我们能深刻感受到司马迁在“生存还是毁灭”这个问题上经受到的煎熬。一个高尚的人，宁肯站着死，也不愿跪着生。尊严可以让人以死来维护。对于遭受“腐刑”后的司马迁来说，“生存”，意味着肉体的痛苦、人格的撕裂、灵魂的窒息、世人的鄙视和冷语；“毁灭”，固然一了百了，但罪名不当，身份不显赫，且会被认为罪有应得，更何况愧对逝去的祖先，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

司马迁痛苦万分，他能怎么做呢？这一切都不是他想要的，也不是他能决定的，他不能改变环境也不能改变现实。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孰轻孰重，谁能说得清？就连司马迁本人都没有十足的把握肯定自己的选择。因此，在《报任安书》中，这个选择题被提起放下，放下又提起，难以启齿，又必须说透，以至于千载之后读之，仍能感受到是“生存”还是“毁灭”、活着值不值这类生死难题在无时无刻地折磨着司马迁已受到重创的心灵，仍能感受到“生存”与“毁灭”的抉择对司马迁无休无止地压迫和纠缠，让人感叹唏嘘。

“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人生在劣境时，往往可以迸发出惊人的力量。司马迁曾周游中国，思想意识的开阔与独到的思维特征决定他不会轻生，他要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要完成父亲的遗愿，即使被别人唾骂冷眼，他也觉得值得，抱着必修史书的理想意志，在别人的讥笑之下苟且偷生，他用自己的毕生心血去修《史记》。

司马迁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他把理想放在离自己最近的地方。他时刻提醒自己，他的理想就在前方。哪怕恶劣的环境看似把他的理想搁得很远，他的理想也离他的心很近，他把理想永远地留在了离自己最近的地方。正因为有着这种信念，司马迁达到了他的理想。人往往在历经最痛苦、最不堪的劫难之时体现出来的往往是最坚强的毅力和最勇敢的忍耐，而且也会迸发出最伟大的智慧。司马迁便是如此，在生存与毁灭之间，他勇敢地选择了忍辱负重的继续活着。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司马迁作为一个被汉武帝阉割的人，《汉书》说他“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司马迁却说自己“姑且从俗俯浮湛，与时俯仰”这表明他忍辱负重，就是为了写《史记》，“偿前辱之责”，明确表现了他后半生的生活态度。他为了《史记》，可以放弃自己暂时的荣誉和声名，可以放弃自己的有些职责和道义，不惜一切代价更好地活下去。他是一个为了追求永恒而可以向现实低头的人，他将眼睛盯着永恒而不去看现实。

《春秋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语曰：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道出了古人对“不朽”的三个经典标准，司马迁希望通过“立言”来达到“文采表于后”的“不朽”，他在“死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中选择了前者，死得其所才是他的人生。若是无声无息来到世上，悄然无息地离去，对于他的理想是极端的叛逆。他要留下宝贵的东西给后人，让世人肯定他，肯定他来到世上的意义。以至于他在生死之间徘徊迷惘后最终还是选择了顽强的“生存”，并且更认清了自己的职责与使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况且，完成《史记》也是他父亲的遗愿，如果说前面是社会交付与他的使命，那这就是他父亲交给他的使命。所以他勇敢坚强的把使命扛了下来，并把这个使命化作他活下去的精神寄托，甚至是唯一寄托。

在“生存”与“毁灭”之间，司马迁选择了“生存”，用“生存”来实现他未死的心。因此，在做出抉择后，司马迁到死都一直受到是“生存”还是“毁灭”的纠缠，挥之难去。追求“立言”而“不朽”的理想抱负与遭受超级凌辱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司马迁饱受煎熬。

“生存还是毁灭”， 这个问题后来也被司马迁融入了他的作品：“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伍子胥列传》）；“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也”（《廉颇蔺相如列传》）；“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感士不遇赋》）；陈胜起义前的“等死，死国可乎”，起义时的“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的宣言；管仲“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而幽囚受辱终建大功的自白；越王勾践为质于吴忍辱含羞卧薪尝胆而谋复国灭吴；伍子胥兄弟一人随父就死，一人忍辱负重活下来报仇的过程；韩信为了日后建功立业甘愿忍受胯下之辱的事迹；等等。由于司马迁本人对这类抉择及场面有切身的体会，所以当这些事迹从他笔下流出，就宛如发生在眼前，令人血脉贲张，受益匪浅。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这一难住哈姆雷特的选择题至今仍常常摆在了人们的面前。但这一难题由于有了司马迁隐忍苟活、发奋著书的壮烈情怀，就使得无论是选择“生存”还是选择“毁灭”都不能再简简单单地用勇敢或怯弱来界定。生死关头最能显示英雄本色，通常选择死，肯定会被认为是有勇气的表现。但英雄与否不能一概而论。当这道生死难题摆在司马迁面前时，经过无尽的掂量，他以比选择“毁灭”更大的勇气毅然选择了“生存”，并最终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

读完《报任安书》，我们可以确定，司马迁的生死观不仅是灵与肉的不断撞击的结晶，也是维护尊严的信念与追求不朽的信念不停撕扯搏杀的最后结晶。如果不出“李陵事件”，司马迁就可以平平静静地完成其“立言”而“不朽”事业。而这类不测事件又岂能是司马迁的个人意愿所能左右的。故司马迁的《史记》中充满了对这类不测命运的慨叹。而这类不测命运降临其身，这就注定了司马迁要在巨大的屈辱中完成其对“不朽”的追求。或者也正因为此，其作品才迸发出耀眼的人性光辉；或因为如此一来，其作品才极具震撼力，而终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对我们后人来说，极为难得受益匪浅的是司马迁终于做出了“生存”的选择。毕竟他确实有足够的理由做出任何一种选择，而他终于放弃了那个最容易做的被他界定为“轻于鸿毛”的“毁灭”，中华民族才得以增添一部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历史文学杰作，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也因此有了大致可以确认的轮廓。

司马迁是最知珍惜生命的人，他怕辜负了此生。人活在世上，总得做一些事赋予生命一种意义。立德也好，立功也好，立言也好，总得尽自己的努力去做。这是儒家的传统，是每一个士子信仰的价值观，他也不例外。终其一生，他都不能忘怀于“立言”。但现实的忧患太深，曾一度使他绝望到了极点，出路何在呢？屈原因理想破灭而自沉于汨罗江水，但理想本是为了赋予生命一种意义，连生命都毁灭了，岂不有违于珍惜生命的初衷？司马迁选择了不同于屈原的一条出路。他没有选择自杀殉志，却获得了另一种升华，谱写了一曲生命和生存的绝唱！(本文于2006年5月6日发表于中财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