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谭嗣同是改良主义运动中的激进派，为变法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仁学》是他思想的代表性著作，也是他激进思想结出来的果实。在《仁学》一书中他猛烈抨击了君主专制制度和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并对封建纲常伦理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其思想之激进和深刻，达到了同时代的最高水平。他以否定三纲、攻击礼教为自己的中心思想，勇敢地发出“冲决网罗”的强烈呼声，不但要“冲决利禄之网罗”，“俗学”之“网罗”，而且还要“冲决君主之网罗”，“伦常之网罗”。并指出，2000年来的君主专制是强盗政治，皆为秦政。直接将锐利的矛头指向封建的君主专制。他的这种反对君主专制的激进态度，使他成为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的先导，《仁学》成了闪烁着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光辉的不朽之作。

那么他激进的思想源于何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他，让他不计得失地站在历史的火山口上呢？

我们不妨从谭氏一生所走过的历程中寻觅出一些倪端。从5岁到19岁期间，他与中国其它士家子弟一样，读一些《三字经》、《千字文》式的初级读物，接受封建儒学的启蒙教育。10岁时，师从欧阳中鹄，接触王船山的学说。15岁学习写诗，并拜浏阳的著名学者涂启先为师，加强了古文辞、考据笺注、金石刻镂等文字训诂与考据方面的训练。在此期间，他读了《易经》、《礼记》、《仪礼》、《周礼》等书，并作了一些读书笔记。20~29岁,是谭嗣同的10年漫游期，在这十年的漫游中，他行程八万里，走遍了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广交朋友，了解风情，增长见识，开阔胸怀视野。同时也目睹了清朝统治腐败，灾民流离、哀鸿遍野的景象，这让他体受到了民间疾苦，益想奋发有为，立志救国救民，故自名“壮飞”。

也就是在这十年中，他曾六赴南北省试，因他不喜科举时文，所以屡考不中。在科举闲暇时，他一面广泛接触社会，了解民情，同时也接触和了解到一些社会矛盾和官场腐败现象。另一面他在老师欧阳中鹄指导下，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1889年，他又拜著名学者刘人熙为师，"专主《船山遗书》，辅以广览博取"，对王夫之坚持反清民族主义思想和“道不离器”的唯物主义思想十分赞赏，自以为“私淑船山”，与此同时他将清代的经学、先秦诸子学说，包括他所厌恶的宋明理学都拿来看看。至此，这个热衷于科举"正业"的年轻人，不仅对上至《易经》及先秦诸子，下到汪、魏、龚、王的学说有了一个大概的感性了解；而且又通过对王船山、张载等人的较深入系统地研究，进一步深化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惨败，丧权失地，群情愤慨。在次年中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谭嗣同痛心疾首，认清清廷腐败无能，在民族危亡与维新思潮的激荡下，使谭嗣同坚定变法维新、富民强国的信念。这一年，谭嗣同正好三十岁，也就是在这一年，他的思想发生巨大的变化。在他看来，自己走过的三十年时光都浪费在考据词章，无补于事的儒学上，因而他决心抛弃旧学，致力于维新变法。遂与唐才常等在浏阳筹建算学馆，创办新学, 主张“兼西学”、“裨实用”,并撰《兴算学议》、《报贝元征》等文，提出变法主张，首开湖南维新之风。为追求新思想，学习新知识。

1896年谭嗣同北游访学，在此时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自然科学发生兴趣。在访学中，还遍交维新之士，结识了梁启超，并通过梁启超进一步了解到康有为的维新思想观点。同时通过对外国传教士傅兰雅、李佳白的访问，使他对西方社会有了初步了解，使他感觉到西方诸国所以富强，是因为他们在生产上开工厂、用机器，在政治上设议会、行选举，而这些，中国统统没有，所以中国就落后，就贫弱。由此，他得出结论：中国要强盛就不能再走老路，而必须学习西方那套新法，奋起直追。

在南京期间，与杨文会等倡设金陵测量会，筹划购置仪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次年夏，谭嗣同受湖广总督张之洞委托，回湘筹办粤汉铁路，乘机向巡抚陈宝箴建议建立南学会。先后作《论中国的**》、《论今日西学与中国古学》、《论学者不当骄人》、《论全体学》等多次讲演，号召“联合众力，官民上下，通为一气，相维相系，协心会谋”，以图国事。二月十五日，他和唐才常等集资筹办的《湘报》创刊，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广泛的传播。

也是在此期间，谭嗣同接触了佛学。虽学佛较晚，但却以精进之心而后来居上，他遍览三藏，对法相、华严二宗禅悟颇深。透过佛学，他感到古今中外的种种学说真理，人类的各种教派的理论，没有一个不与佛教相似和相融的。佛学是博大渊深的，在其心中交汇奔腾激荡，都如百溪归于大海，而贯注其中的是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是救度众生的伟大精神。

以上就是谭嗣同在未被光绪帝招入京师之前的生命行迹。可以说三十年的中国传统儒学浸染，已经铸就他的士子之身。他激进的思想首先源于中国传统的士人功利主义思想，看国家的内忧与外患，他的心情是急切的。这也决定了他维新变法中的急功性。造成其个人“赋性偏急”、“不乐小成”的勇敢的浪漫性格，就常常很难满足“循序渐进”的理论和策略主张。在他看来，中国只要习效西方的模式进行变革，就会一下子强大起来。从这一点上看，可以说他的想法是幼稚的，简单的，理想化的。他忽略了清王朝的国情，忽略了封建主义守旧派的强大势力。因而在历经种种挫折之后，他的内心是失落的。现实中面对的是暗无天日的官场，麻木不仁的民众，心中更多的是苦楚与悲凉，遇到的一些思想问题也无法得到圆满解答。因而他后来在佛学中寻找心的归依，感觉在佛教中找到了奋发图强的力量所在。特别是大乘佛教中蕴含着高度超越意识和较强的批判精神。这些特征很符合新旧交替时代思想界的需要，尤其是佛教中强调的大无畏，不怕死精神，更为他所推崇，在其给欧阳中鹄的信说，“佛说以无畏为主，已成德者名大无畏，教人也名施无畏，而无畏之源出于慈悲，故为度一切生死故，无不活畏，无恶名畏，无死畏，无地狱恶道畏，乃至无大众威德畏，盖仁之至矣。”打算用佛教中超人的力量来冲决封建网。佛便成了他强国救世的新武器，让他再一次向不平等的封建社会发起冲击。《仁学》就是在他学佛期间所撰，纵观此书，处处闪动着佛性的光芒。

经过佛学的洗礼，谭嗣同的生死观也发了变化。他深信灵魂不死，而且灵魂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并随时随地可以与万物进行相互转化，人死只不过是灵魂游出身体。“灵魂在谭嗣同看来，不借助体魄可以独立存在，是不生不灭的东西，所谓死者，驱壳变化耳，性灵无可死。”同时 谭氏还认为不但人有灵魂，各种动植物也有灵魂，而且相互转化，即所谓“万物有灵”。这一点在其《仁学•十四》中举例进行了详尽地论述，“非洲之毒草，则竟有食人物血肉者。人之肺在内，植物之肺在外，即叶是也。悉去植物之叶，而绝其萌芽，则立槁矣：无肺固无以呼吸矣。”他还这种生死观写入他的诗中。“死生流转不相值，天地翻时忽一逢”。或许正是这种“灵魂”不死的观念，让他维新失败后，在能够出走的情况下没有出走，而是选择了舍身取义，准备用他的鲜血来唤醒沉睡的国人。真正是做到了“我以我血荐轩辕”！

谭嗣同的激进思想是以悲剧终结的。他以他的鲜血，宣告了改良主义运动的破产。但他冲决一切网罗的呼喊显示了他政治人格中最崇高、最悲怆的美。(本文于2006年5月8日发表于中财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