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记》之前，中国并非没有史书，而是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著述，即使遭遇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历史浩劫，仍有不少先秦典籍流传下来，其中就有不少是史书。如《尚书》、《春秋》及其三传、《国语》、《战国策》、《晏子春秋》、《虞氏春秋》等。然而这些史书或为典诰体，所记只有言，而无事，人们无法看到先人们的历史活动，如《尚书》；或为编年体，如《春秋》及其三传，基本上是春秋时期的流水账，很难全面地反映春秋时期的历史；或为记言体，偏重于记言，记事的成分很少，如《国语》；或为断代史，仅记述一个时期的历史，如《战国策》；有的则近于小说家言，仅记述某一历史人物的活动，如《晏子春秋》。因此即使你翻遍《史记》以前的史书，也无法对秦汉，尤其是秦汉以前的历史形成清晰、完整的印象。这自然给读史者留下莫大的遗憾。

　　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曾这样评价《史记》：“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赵翼从史书体例上，论证了《史记》是如何“创为全史”的，也就是说，《史记》的五种体例使它有可能全方位地反映历史。当然还应指出的是，《史记》的通史体例更是直接保证了该书纵横古今，上下几千年，展示了中华民族完整的发祥史、发展史。正是《史记》的纪传体通史体例既能纵向地展示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又能横向地展现不同时期中国历史的具体面貌。从太史公写作《史记》的动因与目的即可看出，他的着眼点就是一代全史。他在《报任安书》中说道：“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前面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后面则云：“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太史公所述历史是上起轩辕皇帝，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完全打破以往史书或为编年，或为记言，或为国别，或为断代的局限，既纵向地叙述历史，又横向地解剖历史，由点到面，由点到线，点面结合，纵横交错，从而从体例上保证了所叙历史的完整性。

　　司马迁虽然极为推崇孔子编订的《春秋》，但在史书体例上他却摒弃了《春秋》的编年体与断代史体例。因为编年体无法横向地解剖历史，很难清晰地展现历史全貌；而断代史则容易割裂历史进程，把一部完整的中国发展史弄得支离破碎。太史公对左丘明也很钦佩，但他对《左氏春秋》的体例也不采纳，因为《左氏春秋》尽管记事要比孔夫子的《春秋》详尽得多，但就体例而言，仍是《春秋》的翻版。《国语》一书被称为“春秋外传”，还有人指左丘明为其作者。然而就体例看，它与《春秋》相去甚远，它是“左史记言”的产物，多是人物对话，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往往忽略不记。而且它采用分国记事体，造成历史的整体感欠缺。在记事的时间上虽突破了《春秋》，起于西周初年，迄于战国初年，但关于西周以前的历史仍是付之阙如。至于《战国策》，也许秦汉时期已有其书，但它的编定却已经到了西汉后期的刘向时。此书在体例上承袭了《国语》，亦是记言体、国别体，只是它断代为史的特点更突出。也许太史公叙战国时期的历史时取用了其中不少材料，可在体例上却完全弃用了此书。

　　显然，《史记》的文献材料虽有很多来自先秦史书，但在体例上却基本上是出于独创（也许在形式上受《吕氏春秋》一定影响）。他创造了全新的“纪传体通史”的体例，既以人物为中心来叙述历史，又着眼于完整的、系统的中国历史，从而打破了以往史书叙事没有中心，散点式的叙事方式，同时也摒弃了以往史书叙事偏重于某一时期，某一阶段的模式，着眼于大跨度、全景式，从而有利于完整地再现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司马迁创造性地采用这一体例，目的自然是为了“综其终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理清中国历史的来龙去脉，探究人与自然的分际，考察古今变化的原因。

　　说到《史记》作为“全史”的价值与意义，人们首先应该看到的是，在书中，人们看到了西周以前的历史，特别是上古史。这是《史记》之前的任何一部史书所缺失的。关于殷商时期的历史，后人还可凭借殷墟的考古发掘，尤其是从殷墟甲骨文中窥知一二。然而关于夏代以前的历史，尤其是夏代以前的史前史，几乎是迷雾一团，虽然诸子书、《楚辞》、《山海经》、《淮南子》也有一些片断材料，但多属于神话与传说性质，其真实性往往令人怀疑，所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派才会说上古史是“层垒堆积”起来的。太史公爬罗剔抉，整理分析，终于清理出夏代以前的历史，写成《五帝本纪》和《夏本纪》，勾勒出上古史与夏朝的历史面貌。如果没有太史公的这份努力，只怕中国人连自己的祖先也弄不清了，而“龙的传人”之说也会失去依据。

　　从《五帝本纪》的赞语不难看出，史公为写本篇实在是下了一番功夫，费了一番神思的。

　　他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由于五帝离汉代太遥远，诸子书中虽多有言及，可往往失于荒诞；孔子当年与学生宰予也曾谈到过五帝的问题，可惜又未传下来；《春秋》与《国语》关于五帝倒还有所叙述，民间也流传着关于五帝的传说：史公经过“深思”，删掉那些不雅训的东西，多从古文经书中取材，才写成此篇。

　　写一朝一代历史尚且不易，要写几朝几代的历史自然就更难了，而要贯通古今，写上几千年的历史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旧时史家多是断代为史，专写一朝一代的历史，除了司马迁，就找不到第二个敢写通史之人，只是到了民国以后，断代史因有二十四史摆在那里，再写的话实有炒剩饭之嫌，故而史家才专在通史上下功夫。然而历史家们不知是否想过，如果没有司马迁的《史记》，只怕对于夏代以前的历史只好望洋而叹了。

　　人们常说中国是文明古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其实人们在讲这一点时首先应该感谢司马迁，是他第一个写出了三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后人不过是接过他手中的接力棒继续往前跑罢了；如果没有司马迁，后人要写出完整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只怕不容易呢。（本文于2011年10月9日发表于中财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