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七日舟发乌江，三十里，丰陂宿。
十二月初十日望南高插天际者，亦谓之界山，即所称石牛峰，乃永宁、茶陵界也，北与仙宫夹而成坞。
——摘自《江右游日记》
从一六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进入吉安境内开始，到一六三七年正月初十走出武功山结束，头尾算起来，徐霞客在吉安的旅行共44天。《江右游日记》用一万三千字详细记录了这44天的所见所闻所历，除十二月二十二日这一天缺失外，每天的记录都很完整，且不间断。
徐霞客游记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日必有记，有时白天劳累，则晚上挑灯补记，在野外露宿则往往依岩作记。从记载情况来看，十二月二十二日这一天之所以漏记，很有可能是因为徐霞客在他的本家亲戚徐复生那里喝多了酒。因为结合上下文来看，头一天即二十一日，徐霞客受邀与张宗琏的近支后裔张启文喝酒，并一同游历了吉安城郊的铁佛桥、神岗山、螺川驿，入住白鹭洲。后一天即二十三日，吉安知府徐复生在署中宴请徐霞客，二十四日，徐霞客的外甥吴基美又设宴款待。也就是说，他是在亲戚家过得南方小年。
一连几天的宴请，徐霞客心情比较放松，加上又有张氏后人、亲戚朋友的陪同，酒后疏于记录是可能的。
寻访张宗琏后人，应该说是徐霞客取道吉安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徐霞客所走的路线也是古代湘赣浙的主要通道，钱钟书笔下的方鸿渐一行前往三闾大学似乎走得也是这条线路。张宗琏是吉水人，永乐年间的进士，累任至南京大理寺丞。后贬为常州同知。当时明廷派遣李立治理江南军籍，擅自逮捕平民，张宗琏与之相争，使得大量平民幸免。后来，张宗琏因背部生疮而死，下葬时有上千名百姓白衣送行。百姓在君山为其修神庙纪念，嘉靖年间，神庙被毁。徐霞客曾奉父母之命，花数年时间，往返奔波，重建张侯君山神庙。此次西南行的一个心愿，就是寻找张氏后人。
张氏后人终于找到了，找得很不容易。
为了寻访张氏后裔，十二月初一，徐霞客半夜冒雨进入吉水县城，找到了住在南门的张君重、张伯起父子，详谈之下，发现此张非彼张，真正的张氏后裔住在县城南面山区里的西园村。于是，徐霞客当晚便“冒雨下舟”，“遂西南赣江行”，继续寻访之旅。这一访，又访了十多天，直到十三日，才在西园村遇到了张氏后人张淮河，第二天晚，与张二巫见面。那一年的吉安，雨雪纷飞，天寒地冻。
从初一到十三这十几天，徐霞客先后经螺子山、梅林渡、白鹭洲书院到吉安府城，又北行游历天玉山，东南游嵩华山，下嵩华山而到西园。这段时间里，徐霞客夜泊梅林渡一晚，夜宿白鹭洲六晚。由于天气寒冷，在梅林渡又被强人抢劫一次，徐霞客身无分文，只好在白鹭洲书院的净土庵借宿。接连几天，吉安雨雪不止，无所事事的徐霞客只能“卧雪鹭洲”，以至于几天的日记都只有寥寥数字或数十字。
从十二月十四日开始，一连三天，徐霞客受到了张氏后人的热情款待，从张氏公祠到五教祠，西园村的人们似乎非常喜欢在祠堂设宴，招待客人。徐霞客被盛情感染，与张氏后人进行了深入沟通，不但放下了行程，连日记也写得非常马虎。直到十八日，张淮河、张二巫才开始陪徐霞客同游周边，先是参观了泷头彭教的故居，接着又到了青原山净居寺，再游白燕山，参观了黄宪卿、田仰、周忱故居。
这次徐霞客在吉安访张宗连后人，前后花去二十多天时间，占到吉安之游将近一半的时间。对徐霞客来说，有一个重大的意外收获，就是得到了张宗琏亲笔手书的遗著《南程续记》，这部《南程续记》，张氏家族珍藏了二百余年，徐霞客苦求得之。后来，徐霞客在湖南湘江遇劫，这部遗著弄丢，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遗憾。徐霞客在后面的日记中说，“张侯宗琏所著《南程续记》一帙，乃其手笔，其家珍藏二百余年，而一入余手，遂罹此厄，能不抚膺。”
十二月二十六日，徐霞客启程，溯禾水而上，经横江、永阳、指阳、敖城，到梅田洞。徐霞客以一千四百余字，用工笔画的细腻手法，对梅田洞的绝幽景致进行了详尽的描摹，并于十二月三十日当天在永新刘怀素家度过了除夕。对徐霞客来说，这个除夕过得有点特殊，不仅是因为得到了刘怀素的礼遇和热情招待，更因为安静的山村环境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为逆旅中的徐霞客起到了抚慰作用。他在日记中，用难得悠闲和充满感情的笔触说：“主人以村醪饮余，竟忘逆旅之苦，但彻夜不闻一炮竹声，山村之寥寂，真另一天地也。晚看落日，北望高山甚近，问之，即禾山也。”
大年初一，徐霞客马不停蹄，一头扎入广袤的武功山区，开始他的武功之旅。徐霞客用长达七千字的篇幅详细记录了武功山的绝美风光，直到正月初十踏入湖南境。在武功山的十天里，徐霞客晨起动身，日暮而止，全身心沉浸在武功山的美丽山水之中，或投宿山村民居，或借宿茅庵，美丽的景致吸引着他，古朴的民风感染了他。
对51岁的徐霞客来说，这次西南游，是他人生最后一次也是最光辉的一次远游，历时四年，游遍祖国南方各省，其中44天的吉安游，足迹踏遍现在的吉水县、青原区、吉州区、吉安县、泰和县、永新县、安福县，并留下弥足珍贵的记录。这些记录真实反映了明朝末年吉安的地理、人文、风俗、水文、文物、气象、物产、地名等情况，也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状况和民族、人民生活、农民起义等状况，为后人留下了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