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早年间写过一篇《诸葛亮论》，主要以仁义来论述诸葛亮为什么会在三国鼎立时期最终失败的原因。原文有700余字，开头是这么论述的：“取之以仁义，守之以仁义者，周也。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汉也。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

苏轼的这篇论述开篇可谓是独辟蹊径，其独特的见解也是令人耳目一新，发人深思。他说，周朝是以仁义开国，也以仁义去治理；秦朝恰恰相反，以暴力开国，也以暴力去治理；汉朝是用暴力开国，用仁义治国，都比较纯粹。诸葛亮是仁义和暴力杂糅，所以很难成事。在这里直接指出孔明失败的原因是“仁义诈力杂用”。

苏轼在接下来的论述中主要以曹操作为对比，孔明口头上讲仁义，实际上却是使用诈力，他认为孔明和曹操的做法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当时曹操是乘东汉末年衰微的局势，用狡诈的手段实现了他的邪恶的目的，孔明以此为耻辱，想在天下伸张正义。可是后来在荆州，孔明就想偷袭杀掉刘表的孩子，刘备不忍心。这个月后刘璋以交好的态度迎接刘备来到蜀地，没过多久，孔明就设计夺取了他的土地。这种做法和曹操有什么区别呢！刘备的军力和底盘与曹操相比实在是悬殊太大，唯一一点可以胜过他的那就是忠诚信义。可是孔明放逐了刘璋，已经辜负了天下有志之士的期望，这时才开始治理军队振奋士气，成为仁义之师，向东长驱直入，再想让天下人响应，大概也就难了。

苏轼认为，孔明既不能全信义，就应该用智谋，可他因为有好多地方因为学商汤、周武王的“大义”而丧失良机。苏轼指出说空话是毫无实际价值的，而且举了两件事来说明孔明的想法和说法都是脱离实际的。孔明想承袭桓公、灵公的做法，不愿强迫老百姓去怀念汉朝，并且想让老百姓都能知道他的思想，还说：“曹操要是对你们有利，我就去替他做事；要是害你们，我就杀了他。”但是，蜀和魏之间真有那么大的过节吗？如果没有，那你说为魏国办事却又不能有实际行动，那岂不是一句空话，天下人又如何对你肃然起敬呢？

纵观全文，苏轼认为诸葛亮所谓的仁义大多都包含了欺诈和蒙蔽的手段，最后再行仁义之师，却又得不到天下人的相应，不失败才怪呢。苏轼也曾写过一首诗来讥讽诸葛亮：“先主反刘璋，兵意颇不义。孔明古豪杰，何乃为此事“。认为刘备从刘璋手中抢占益州，是不义之举，诸葛亮号称豪杰，却办出这种事，实在让人非常遗憾。

不过，从历史的时代大背景下来看诸葛亮的“仁义诈力杂用”，应该是大势所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毕竟当初刘备是一穷二白，如果不搞点欺诈的动作抢夺底盘，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蜀国，并与魏、吴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诸葛亮虽然在这方面被历代人所诟病，但他在历史上是依旧是一个光芒万丈的形象，他辅佐一穷二白的刘备，联合孙权击败曹操，占了荆州好大一块地盘，之后又取得蜀地，完成了“隆中对”的先提条件。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兢兢业业辅佐刘禅，写出了著名的感人泪下的《出师表》，而且把蜀汉治理得井井有条，还能抽出空来吊打司马懿。只可惜两国实力差距实在太大，诸葛亮的北伐事业最终以失败告终，自己也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

那么现在再来看苏轼的《诸葛亮论》，自有他客观独特的一面，至于其另一面，大概取决于苏轼当时尚在年轻，又受家庭环境的熏陶。首先是他的父亲苏洵对诸葛亮就很有成见。苏洵认为，诸葛亮将曹魏作为目标本身就是个大问题。管仲说：“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通俗一点来说，就是柿子得挑软的捏。历史上很多人都是这么干的，秦国的大敌是其他六国，它先从弱小的蜀国，再到强大的楚国；刘邦最忌惮项羽，他也是先吃掉别的诸侯国，最后再收拾项羽。诸葛亮一开始就找曹魏的麻烦，那真是不容易成功。苏洵是从大的战略上分析还是很有道理的。弟弟苏澈也不看好诸葛亮，他认为，诸葛亮政治能力没得说，但是让他去干架，那就有点强人所难了。事实上诸葛亮在后来一直在干架，那肯定是不容易成功啊。而苏轼的《诸葛亮论》主要是批评诸葛亮打出的旗号有点蛊惑人心，他劝刘备袭击刘琮，抢夺刘璋的地盘，都不是仁义的做法，所以最后不容易成功。不过苏轼拿曹操与诸葛亮对比，有点强人所难，因为两个人根本不在一个起跑线上。曹操是汉末大动乱中熬出来的元老级别的人物，比诸葛亮大二十六岁，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和广袤的底盘，有绝对的决策权力。诸葛亮就不同了，再有能耐，也只是刘备手下出谋划策的军师而已。

不过后来苏轼又写过一首《诸葛武侯画像赞》：“密如神鬼，疾如风雷。进不可当，退不可追。昼不可攻，夜不可袭。多不可敌，少不可欺。前后应会，左右指挥。移五行之性，变四时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龙也!”给予了诸葛亮正面的、积极高度的评价。这与先前的论述显然是自相矛盾、大相径庭。不过分析一下，这也不难理解，先前的书生气十足，意气风发，激扬文字，认识和见解都有其环境的局限性，但当苏轼经历了若干年的沧桑岁月，特别是经历了“乌台诗案”的宦海人生的大起大落，其认识和感悟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这才对诸葛亮有了不同的看法，并做出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论述。（本文于2019年11月20日发表于中财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