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仁爱著称的孔子，常常是以一种温恭俭良的文雅形象示人的，但在我们看到的一些雕像或是画作上，孔子却又是以腰间佩一柄宝剑形象示人，这虽然是个很小的细节，可是也引起了不少质疑，孔子为文庙之尊，孔子行仁爱不共武事，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当佩剑的孔子出现在人们眼前，怎么看都貌似与儒风不匹，所以现在好多人都认为孔子不宜佩剑示人。

关于孔子佩剑这个事，宜不宜的看法只能是后人的揣度，要有理有据地求证这个事，我们只能结合孔子所处的时代里去追溯一些究竟，再以此判断孔子佩剑的可能性有多大。

不妨先从孔子所处的环境看。春秋时期因战事频繁，几乎全民皆兵，男性青壮年更是耕战合一，孔子周游列国时，见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一路上奔波劳顿不说，遇到野兽的概率也不小，但更经常可能的是遭遇到种种战乱危险，在大战小战不断的动荡年代，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儒者要顺利地实现周游列国，那么为防身而佩剑就是孔子最自然不过的选择了。

而从孔子办学的教学内容看，“六艺”中有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射与御都属当时军事方面的作战才能，孔子的《为政》篇中也有明确的“足兵”思想，在与齐国“夹谷之会”时也强调了“有文事必有武备”这一思想。再反观孔子学生中的七十二贤人中，冉有，子路、樊迟、有若、公良儒等都是孔子亲自培养的具有军事才能的学生。在文事武备的思想下，不光孔子会佩剑，就连孔子的学生也很有可能配剑的。

剑被称为”百兵之君“ ; 此君即为君子之义。古时文人学者都讲究配剑，剑一面可用来防身，另一面则可健体。况且剑本身亦有文武之说，剑柄配带有穗状剑袍的为文剑，无剑袍则为武剑。如此看来，孔子佩的剑自是为文剑无疑。

剑的发展更使剑慢慢演化成一种文化。剑文化在春秋初期就已经出现。剑可分单剑、双剑、短剑，如三尺龙泉剑，七尺长剑，十字短剑。春秋时的短剑以吴、越之地制作的最为精良，当时就吴地著名的铸剑者就是干将、莫邪，夫妻两人铸的雌雄双剑天下闻名，今天苏州虎丘山上还有著名的剑池遗迹，即是当时干将莫邪为吴王阖闾造剑之所。

随着剑作为一种有文化象征意义的兵器深入人心，剑不仅极受世人重视，还因富于实用和装饰意义，被慢慢融入礼制。这时侯剑不仅已被视作为用于沙场的兵器，更是受世人雅爱的礼器了。周秦汉唐2000多年间，古人一直盛行佩剑之风，且只有贵族才能佩带，而腰间悬剑也是士的标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孔子佩剑出行，充分彰显了丰姿伟仪的一代儒者的风雅，合礼，合仪，合度。

庄子也曾说过"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这话，这个钩就是服饰腰间所传束一条皮带或丝带，带头有钩便于拴结，叫作带钩，相当于是我们现代人所用的皮带扣，这个钩可以作剑钩，就是一端固定于剑鞘，一端勾扣于腰带。当时的士农工商为国之四民，凡“士”，皆佩剑出行。佩剑事和文人无关，它与“士”的身份有关，所以孔子佩剑，体现的也正是儒士的一种风雅了。

战国时期也开始用铁铸剑，锻制技术提高使剑从原来短而厚向长而薄发展。在秦国尚武精神的影响下，到了秦简公赢悼子在位时，打破了只有贵族才能带剑的特权允许官吏、百姓佩剑，直到成年贵族男子佩剑成风，太史公在《史记》载秦王成人礼时行“己酉，王冠，带剑。”可见佩剑出行更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

战国时的这种长剑虽有利于实战，但要拔剑出鞘却不方便，在荆轲刺秦王故事中，秦王赢政就因为剑刃太长一下拔不出来差点丧命。而到秦统一六国后，秦“销天下之兵于咸阳”，焚书坑儒，高压统治下民间不得私藏剑器，剑与儒生的命运一样被专制打压。

汉朝建立后，总结了亡秦的病因，汉武帝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认为“剑之在左，青龙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黻之在前，赤乌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饰也。”在董仲舒倡儒的主张推进下，孔子的造型得以从此确立，并流传到了现在。

所以我们常见到孔子就是这个样子了，他不着冠，布巾，长剑在左，短刀在右。这样的孔子，致力于修《春秋》，代王者立法，有王者之道而无王者之位，被 称为素王。后来更有人颂德孔子"三千弟子标青史，万代先生号素王"，作为素王的孔子，他的王者之剑，绝不可无。

所以，当孔子剑佩在身，素王的威仪，在世人的眼里，当堪称完美。（本文于2018年4月24日发表于中财论坛）

注:  剑文化里还有一个有名的说法叫双刃剑，这种剑的剑端锋利，可斩可刺。由三部分组成：一剑身，包括剑尖、剑上刃（阳刃、外刃）、剑下刃（阴刃、内刃）、血槽（血线）。二剑柄，包括剑柄、剑镦。三吞口（护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