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孟柯，以其邃密的智慧和精深的文化素养，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了孔子首创的儒家“仁”学，把孔子的“仁”学从道德范畴推而广之，延伸到社会、政治、经济的各个领域，形成了空前完善的“仁”学体系，孟子由是而被后人尊为“亚圣”。

所谓“仁”学，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正如孟子所说：“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儒家“仁”的学说思想体系，是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形成过程，也正是孟子思想发扬光大的过程。这个过程，受到历史和社会现实双重因素的影响。首先，历史促进了“仁”学的发展。关于“仁”的学说，不是孔子或某一个人凭空设想的，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所产生的。历史上的周王朝，是推翻了殷商暴政而登上历史舞台的。前朝的殷纣王残暴失德，重神轻人，于是失去了人心，也失去了江山。周朝统治者总结了殷商亡国灭宗的历史教训，初步认识到了人民在社会、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以重视自身道德修养和保护人民，取得民心为内容的“敬德保民”思想。于是，神的绝对权威动摇了，人的地位和作用开始受到重视。重人轻神思想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初步的“仁”学思想。孔子集前人“仁”学思想之大成，首创了以“爱人”为核心的儒家“仁”学思想，使之理论化。所以说，它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其次，社会现实的需要更促进了“仁”学的完善。当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分工，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处于社会大变革、大动荡时代的孟子，以其敏锐的目光洞悉到了孔子“仁”学在理论上和系统上的不足和缺憾，于是以其毕生精力潜养涵修，提出了“性善”论、“良贵”说、“民本”思想及“养吾浩然之气”等一系列适合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进步主张和方法论，在继承孔子“仁”的学说的基础上，把孔子“仁”学思想直接同政治联系起来，提出“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等重要理论和“爱人”、“敬人”的“仁”学主张，使儒家“仁”学日臻完善，形成了体系。

孟子对儒家“仁”学体系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的“性善”论和“养吾浩然之气”的内省修养方法论，从深层次上研究了人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在孔子已肯定人的独立意志的基础上，肯定了人的与生俱来的本然的善，这本然的善又具有本然的贵，即孟子所说的“良贵”，也就是肯定了人之生而固有的价值，即人的独立意志、人格和价值之所在，从“仁”学内部丰富了孔子的“仁”学内容，从理论上阐明了“爱人”这个“仁”学的核心问题，完善了孔子的“仁”学思想。二是孟子的“民本”思想，将“仁”学同社会、政治、经济相联系，增加了“仁”学的内涵，扩大了“仁”学的领域，进而使之体系化。

孟子的“性善”论，以天赋“四端”立论，有先验论的色彩。四端者，仁、义、礼、智四种道德之发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这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把“四端”比作人的四肢，认为它是与生俱来、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贵”，且把这先天的东西看作成为尧舜的必要条件，而把能否成为尧舜则归结于后天的培养。由此可见，孟子是重视后天的，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重视后天的主观努力，二是重视道德的教化；三是重视环境的影响。而这三者，都属唯物论的范畴，所以说，孟子的“四端”虽带有先验论的色彩，但其“性善”论的主体内容则重在后天，因此是唯物论的，具有永恒的社会文化价值。

孟子的“民本”思想，集中表述了孟子思想中的民主精华，他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经典著述，体现了他尊重人民意志，关心人民疾苦，关注政治得失成败的重要思想。应该注意的是，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并不是褒民贬君，而是在天、君、民三者之间设定了一种互动关系，即天授君，君治民，民影响天。显然，前二者是尊君思想，后者则是重人贵民思想。孟子把尊君与重人贵民思想有机地统一起来，使之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充分显示了孟子思想千秋不灭的文化价值。

孟子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社会经济学家。其《孟子》七篇，义深辞畅，历为众多学者研习传诵。

孟子思想中一个重要的学说“良贵”说，特别受到众多学者的推崇。孟子肯定每个人本身都具有“良贵”（人的内在价值），提出“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这一人格尊严的深湛观念，在中国文学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孟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倡导“天人合一”的人，他的“尽心知天”说，把人的心性和天贯通起来，追求天与人和谐、统一、均衡。孟子的这一宇宙观和方法论，对中国后世的哲学、美学、文学以及绘画、建筑、音乐、雕塑等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

孟子的道德观，在其思想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他的“仁者爱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历来被国人视为行为规范，至今乡间里巷常闻此语。

他的“义利之辨”，实为公私之辨，强调个人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具有鲜明的“尚公”特征。

他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的博大胸襟和爱国爱民之心，鼓舞了多少仁人志士为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流血牺牲！

孟子的“养吾浩然之气”的内省修养方法论，充满着个体浓烈的情感色彩，显示出他个体人格的伟大与坚强，具有个体人格美的特征。它所涵盖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激励了多少英雄豪杰，崛起了多少“中国的脊梁”！

孟子的“舍生取义”的光辉命题，充分体现了道德的自律作用，让多少名士笑傲王候，轻蔑权贵，挺身赴险，大义凛然，义无反顾地为正义和理想献出生命。

孟子的“居天下之所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立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重气节、轻名利的大丈夫人格标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社会道德标准，“莫善于寡欲”的修养标准，成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的志士们信奉的人生至理，处世原则。孟子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刻的，是他提出的诸多不俯仰权势，不苟求富贵，不食嗟来之食，不取不义之财，不以势利交友等严正的做人原则，矢志不移地追求人生价值的命题。正是在这些光辉命题的感召下，中国历史才有了许多激动人心、可歌可泣、爱国爱民的英雄赞歌，成为我们千古不朽的民族精神。

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是治于人”，顺应历史潮流，肯定了人类的第一次大分工，对于人类脱离蒙昧时代，促进古代文明起到了积极作用。时至今日，仍不失为“天下之通义也”。

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上》）的辩证观点，重视人的经验，充满了反对教条主义的革新精神，起到了推动我国学术发展的积极作用。

孟子的以“充实”为美的美学思想同老子的以“朴素”为美的美学观相辅相成，构成了别具一格的东方神韵之美！

孟子的“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的文艺美学思想，重意境，重神似兼顾形似，至今仍为文艺创作必须遵循的重要准则。

孟子的“仁政”思想，流露着理想主义政治的勃勃英气，注入了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思想，涵盖仁义礼智之道德规范，成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奉为圭臬的政治信念和处世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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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构成了孟子“仁”学思想的绚丽光环，记载了孟子不朽的历史功绩，凸现了孟子思想的博大精深，显示了孟子思想无与伦比的文化价值，对后世的许多重要思想家，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本文于2006年6月28日发表于中财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