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孔子思想最重要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所以历史上孔孟并称，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圣人，而孟子是亚圣。而孟子对儒家思想的贡献，最重要的就是“仁”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和孔子一样，孟子在仁的立场上，也十分强调个人的修为，重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尊重每个人的本性，尊重每个人的觉解程度，并且认为仁就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天性。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而“恻隐之心”就是“仁之端也”，无恻隐之心则“非人也”——如果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明确地提出了人性本善的理念，也就是平常所说的“性善论”，而这一点成了孟子所有学说的基础。

因为有了性善论，认定了善是人的本性，所以，孟子理直气壮地强调自己有一身的浩然正气，至大至刚，可以充塞于宇宙之间；孟子理直气壮地要求人们保持好自己的本性，而这一点，构成了孟子强烈的自信以及自己对仁的思想的推广，这一方面，孟子继承了孔子且超过了孔子。

更重要的是，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仁政的、民本的思想，民贵君轻的思想。在孟子的眼里，仁不再仅仅是约束自己、提高自己个人的道德水平修养的价值尺度，更可以拿来要求他人尤其是统治者。这种思想的提出，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跨越甚至动摇了孔子所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礼法制度，既体现出孟子自身强烈的民主色彩，更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儒家思想的内涵。

既然人的本性是善的，那么人在做事的时候就应该坚持善的本性，违背了善，就是违背本性。恻隐之心、善恶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是仁义礼智的发端，忘记了这些，违背了这些，“非人也”。这些论述，虽难免有些强人所难，但毕竟是人们能够接受的也不得不接受的。

孟子说自己善于“养吾浩然之气”，建议每个人都不要失去自己的“本心”；宋荣子（钘）前去劝阻秦楚之间交战，孟子建议他不要从言利的短视角度说理，而要从仁义的角度、从长远的角度去立论；孟子去见齐王，王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会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什么好处，孟子回答没有好处，只是带来了仁，而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孟子甚至给很多的国君开出了使得国家长治久安的仁政处方：不违农时，可持续发展，发展家庭经济，加强教育等等。只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会有真正的“人和”，百姓才会如水之入海般的归附拥戴，一个国君也才能够真正的“王天下”。

而不这样做的后果，人将非人；而劝阻别人的战争杀伐即使成功也只能是短期的，只会有更残酷的现实等在后面；一个国君只会求利，自己就会变成残贼之人，变成独夫，人人得而诛之，就会引得手下之人“交相利”，就连自己的国家内部都会内乱不止，还谈什么战胜别的国家；一个国君如果做不到仁政，就会逼得百姓流离失所，离心离德，就是在做“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蠢事......

可以看出，孟子的仁政思想是比较系统地发展了孔子的仁的学说。孟子的观点，不再仅仅是规范自己，还拿来规范别人，规范国君，发展成了比较完整的治国理念。要做到这些，并不是很难的事情，只是做不做的问题，敢于不敢于下定决心真正做起来的问题。一个人知道偷别人的鸡是不好的，就应该立刻停止这样做，而不是改成每月偷一只，等到一年后在痛改前非；一个国君知道牛被宰杀的时候叫声凄惨而生恻隐之心，就应该知道善待所有，尤其是自己的百姓，能够远庖厨就应该能够远离残暴不仁的政治手段。所以，能不能保持或者实施“仁”，是做与不做的事，只要做就一定能够做到。这就如同为长者折枝一样，而区别于挟泰山以超北海。

综上所述，身处战国时代的孟子，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理念，并且将其提升到了更高的政治治国的高度，甚至可以说是达到了很高的民主思想的高度，这一方面，是远远超出了孔子的理念程度的。然而，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时代，在“君权神授”思想桎梏之下，在统治者是所谓的“天子”的自我陶醉的时代，孟子也只不过是如同孔夫子给自己画出了一幅理想国的图画一样，给自己描绘了一幅梦寐中的理想蓝图，只不过孔子希望通过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来改变社会，而孟子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对统治者的希望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