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四史中，只有《史记》属于私人著述，并由一人之力完成。这在文献图书搜集不易，资讯很不发达的西汉时代，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

然而，司马迁却凭借坚强的意志，超人的勇气、学识，最终写成了堪称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为后世史家立下不易之法。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评价说：“司马迁参酌古今， 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 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虽然就体例而言，《史记》的影响似乎不如《汉书》，但人们不要忘了，《汉书》的体例却是来自于《史记》。

司马迁能凭一己之力写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并名垂青史，成为“史家之极则”，虽也得益于他出身于具有史学传统的家庭，但更为关键的是，他为了“成一家之言”，竭尽一生的精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样既使他尽可能多地掌握了文献资料，又便于他“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而不是有闻必录；同时也使他不轻信文献，而是结合自己的调查访问、亲身见闻，用第一手材料来纠正文献的谬误与偏颇。

孟子早就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对于史家来说，对于前世的书籍必须有分析、鉴别，不能有录必书；否则，将以谬传谬，贻误后人。史公对此是非常谨慎的。汉代的经籍有今文、古文之分，大体说古文经有古本为据，相对来说比较可靠；今文经则多为师徒间口耳相传，因而即使同一经书，因为师门不同，原文与解说都相去甚远。史公较为看重古文经，对于今文经书则不敢轻信。他在《五帝本经》赞语中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因为“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因此史公不采用，而认为“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从后世的研究结果看，汉代的古文经书其可信度一般要高于今文经书。由此可以看出太史公的识见与慎重。

“读万卷书”，这对于具有史官传统，后来又继承其父为太史令的司马迁来说，也许还不是太难，难的是“行万里路”。

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代，其交通的落后人们自可想见。秦时虽修有官道，但经过秦末以来的八年战争，其损毁程度定然严重。司马迁却不惧个人行走的艰难与危险，为了亲眼目睹雄伟壮丽的大好河山，也为了亲自考查、寻访他所心仪的古战场、古人物、古事件，他的游踪几乎遍及黄河内外、大江南北。加上后来为官郎中，替朝廷出征巴、蜀、云南，足迹又踏遍西南。

从《河渠书》的赞语中可见太史公还到了朔方（即今内蒙包头一带）。从《五帝本纪》中可见他甚至不辞艰难，亲自考查过秦将蒙恬当年修筑的长城。《蒙恬传》的赞语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

综合上述，除了因历史原因史公未能到达东北三省，华南的广东、广西，西南的西藏，西北的青海、新疆外，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这种长时间、大区域的游历，极大地开阔了太史公的视野，使他对祖国雄伟、壮丽的河山有了直接的感受，使他对将要进入他笔下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有了更为直接的了解，从而写出更为真实，更富于活力，也更贴近人民的史书。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说过“功夫在诗外”。其实好的文章也不是关在房子里“闭门造车”写出来的，而是在接触了丰富、生动的实际生活之后，满带着真情实感融炼出来的。司马迁的《史记》其所以不同于后来的二十三史，就在于太史公提笔著述前尽可能地深入到历史生活中去，用自己的调查、访问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生活，并将自己的感情倾注其中，让历史人物有血有肉，活动起来，从而使他笔下的人物与事件具有一种扣动人心的力量。

太史公与孔子相隔五百多年，但读了孔子的书后，却对孔子极为仰慕，于是“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亲身经历，才对孔子思想与人格的深远影响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理解，这样他才破例给孔子立世家，把孔子当一方诸侯看待。

一个真正的史学家是不能满足于文献资料的，否则就会人云亦云，以讹传讹，贻误后人。太史公既充分利用文献资料，但又不轻信文献资料，在可能的条件下，他要求自己迈开双腿，走出京师，走向社会，走向民间，展开调查、寻访，力争得到第一手资料。这就是为什么太史公游踪所至几乎遍及大汉疆土的原因。也正因为太史公既能读万卷书，又能行万里路，所以他才能以一己之力，写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并能“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的“一家之言”，使《史记》成为彪炳千秋的史学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