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是一个天才诗人，可他却不甘于只做一个诗人，他对自己的才能满怀自负。“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对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充满自信。“富贵吾自取，建功及春荣。”对建功立业的强烈渴望构成了李白狂者进取的人生基调。

　　从人生价值观念看，李白的功名之心，入世之志，积极的进取意识与儒家的价值体系相一致。李白将自己与孔子相比，以儒家的圣人自居，似乎有志于做孔子的继承者。李白虽然在一些诗中对孔子颇有不敬，但在希圣绍哲，建立不世之功的人生理想方面，他又跳不出儒家的传统，对孔子有所认同，以道自任。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自孔、孟以来儒者们所奉行的人生哲学与处世之道。李白所奉行的也是这种人生哲学，他希望着自己能够辅佐帝王平治天下，建功立业，从中可以看出在政治参与意识与实现个体的社会价值方面，李白所怀的是儒者之志，其人生价值的核心是以儒家的功名思想为主导的“儒士精神”。

　　然而，李白所要达到的人生终极目标及实现理想的途径与一般的儒士又有所不同，李白的人生终极目标是凭着自己的才学，辅佐帝王平治天下，在一试身手，功成名就之后引身而退，去做逍遥之游，追求个体的自由。因此，在李白的功名之心中有儒家的执著，也有道家的潇洒。他不像一般的儒士那样渴盼着出将入相，青史留名，同时也为自己博取一身富贵，功名对李白来说主要意味着发挥自己才能，让天下人承认自己的价值，至于高官厚禄，荣华富贵，李白是并不在意的。从实现建功立业的途径看，李白也与一般的儒士有异，他不是要做帝王的臣子，而是要做帝王之师。做帝王的臣子，所处的是妾仆的地位，帝王是臣子的命运主宰者，臣子从属于帝王，失去了个体的独立和自由。做帝王之师则可以与帝王平等相待、形同师友，既可以实现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又可以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

　　李白曾在诗中多次称羡垂钓磻溪，助文王而兴周的吕尚；高卧隆中，佐刘备成帝业的诸葛亮；东山傲游，安定东晋社稷的谢安。这几个人人不仅是历代名相，而且是乘时而起，以帝王之师的身份辅佐明君安定天下的奇才，李白对他们推崇备至，向往之情溢于言表。吕尚、诸葛亮、谢安等人成就的功业也正是李白所渴望成就的功业。在实际生活中，李白也刻意效法这些人物，他潜心研读帝王谋略，与赵蕤隐居于岷山，与孔巢父等人隐居徂徕山。如同吕尚垂钓磻溪，诸葛亮隐居隆中，谢安高卧东山一样，是在以隐待时，为入仕建功寻求终南捷径，等待着贤明帝王的诏求。后来，他入永王李璘幕府，也是处于这种动机，当时安史之乱起，天下动荡。李白认为出仕救世的时机已到，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永王李璘的邀请，参与李璘的军事行动，李白把当时天下的形势与永嘉之乱相比，而自比谢安，立志澄清天下。

　　但李白为帝王之师平治天下的理想终究没有付诸实现，他参加永王的幕府，不仅没有实现拯救乱世的志向，反而获罪被流放。李白政治理想的失败主要在于他所怀抱的人生理想与唐代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差距，甚至是矛盾冲突，这种差距与矛盾的产生固然有李白主观认识上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因士阶层的社会地位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化所引起。

　　士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阶层，士阶层崛起于春秋战国，士的最突出特点是“志于道”，所谓“道”就是士阶层所掌握的文化学术知识。因为怀有“道”，并以“道”自任，士阶层便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社会具有超越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关怀。但仅靠士阶层本身则很难将“道”推广于天下，要实现“道”的理想，士阶层又必须借，助于“势”，亦借助君主的权力来实现“道”的理想。同样，君主们要夺取天下，安定天下也必须借助士阶层的力量，这就形成了士子之“道”，与君主之“势”之间极其微妙复杂的关系。在士子之道与君主之势之间存在着既相互以来，又相互矛盾的特殊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王道衰微，诸侯割据，诸侯们为了争霸称王，统一天下，必须以来士子之道，于是出现了诸侯国的君主礼贤下士，争相延揽人才的现象。当时士阶层属于游士，他们不臣属于任何一个国君，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他们可以周游列国，择主而辅，因此君主与士之间的关系不是普通的君臣关系，而是师友关系。李白对春秋战国时期士与君主之间的师友关系心向往之，对士的独立人格推崇备至，在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时他也将先秦之士的价值判断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当李白以先秦之士的价值判断来关照自己的时代时，他不免对士阶层价值跌落感到哀伤，因为时代不同了。

　　李白所处的时代虽然是相对开明自由的时代，同时也是封建一统政权十分稳固的时代，士为王者师的理想在这一时代中失去其实现的可能性，尤其是科举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士与君主，道与势的关系颠倒了过来。士由科举入仕，成为帝王的门生、臣仆，使先秦之士坚守一己之道的传统变为对势的依赖，道成为势的附庸。在这种情况下，李白依然执著于先秦之士的人生理想，试图以道抗势，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其人生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产生矛盾冲突也是必然的结局。这就造成了李白人生理想的虚幻性与悲剧性，也就造成了他心理的失衡与痛苦。李白感到怀才不遇，也感到自己不被世人理解：“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李白过分执著于先秦士子的人生理想，以致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与世俗社会的观念格格不入，他本意在济世，却遭世人的摒弃，这使他有一种被社会遗弃的痛苦。

　　在道与势的较量中，道能否与势相抗衡，士能否成为王者师，关键不在于士的主观愿望，而在于士所处的客观社会环境，道能否得行的先决条件是时和势。战国之士所以能以道抗势，平交诸侯，敢为王者师，是因为他们处于一个动荡不安，势需道济的时代。吕尚、诸葛亮、谢安之所以能成为王者师，是因为他们生逢乱世，得遇明君，是时和势给了他们实现道的机遇。相反，孔子、贾谊等人就没有这种机遇，李白也是如此。政治梦的破灭，人生价值的失落，使李白在不断地反省着自己“道”不得不行的原因，他把自己的不得志归结为时之不遇，“时来及天人，道在岂吟叹。”

　　李白认为“时”是决定“道”能否推行的关键因素，李白所说之“时”不单指时代机遇，也包含“势”在内。李白的意思很明显，他之所以遭遇失败，完全是因为生不逢时，怀才不遇造成的，原因不在于个人无才能，而在于君主不用才，社会轻视才。李白的反思虽然起于对个人命运的关怀，但其反思的结果却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与历史价值，它使我们看到在大唐盛世繁荣的后面也掩盖对人才压制与埋没的社会现实，大唐盛世尚且如此，其余的封建王朝对士人的压制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