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司马迁遭受腐刑的消息，在大汉王朝喧嚣而有些迷乱的时代氛围里，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在京华帝都之地，类似的宦海沉浮，荣辱颠倒，人们看得听得太多了。窦婴倒了、许昌倒了、田蚡也倒了，多少红极一时的王侯将相不得善终。一个小小太史令的霉运，有多少人关注呢？也许没有几人会真正为他的遭遇而悲愤痛心，乡党俗流更是难以体会这对于正在全心著史、希图藏之名山的司马迁来说，到底意味着怎样的心灵苦难。更多的人也许困惑不解，为什么一个经常在皇帝身边混的太史令，竟然拿不出50万钱来为自己赎罪？即使无钱赎罪，为什么不选择慷慨就死，一了百了，而宁愿接受腐刑，留人笑柄，辱没先人苟活于世呢？也许还有人在背后指摘司马迁的迂腐可笑，怪其吃饱了没事，要挺身为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李陵说话，惹来飞天横祸。一切的人，甚至包括司马迁自己，也许都曾认为这样一个“大质已亏”的人，他的一生就将从此完结。

 　　当然，这都是我的猜想，一个浅陋无知的现代人的猜想。仅凭一点文字记录，穿越2000多年幽古的时空，去做这样的猜想，显然有些痴迂，却并非毫无意义。通过这种猜想，我们多少可以从中观照到一线世界的荒诞和残酷，揣度到一点掩藏于辛酸悲欣历程中的有关人生的偶然与必然。

 　　司马迁接受宫刑的事实，经由铁一样的史笔，被后世广为知晓，成为著名的历史公案。实际上，自司马迁身后不久，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几乎无人对司马迁投以过轻蔑和嘲笑，甚至一两句稍有不敬的言辞。相反，人们纷纷悲叹他的遭遇，感动他的执着，钦佩他的坚强，崇仰他的人格。这一切，都因为他将毕生的心血倾注到了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中，鲜活地再现了一个民族和一方大地的尘封记忆，并作为不朽的符号和标杆，闪耀在亘古长存的天地之间。历史再次毫不吝啬地证明，最伟大的英雄不是打倒一切的人，而是那些不被一切打倒的人。为万世所尊崇和爱慕的，是真人格与大灵魂，而不是现世的荣华富贵和其他什么。

 　　所谓“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深明此理的司马迁，成为了后者。

 　　我经常想，每一个伟大灵魂的背后，或许都藏着大多的生命故事，值得我们追仰。所以，每次读《报任安书》，我都会被文中沉郁的生命呼喊所感染，眼前仿佛浮现这样的情景：痛苦激愤的司马迁，就像一个孤苦的行者，背负苦难的十字架，行走在这个天地苍茫的世间。“含垢忍辱”成了他的座右铭。“从俗浮沉、与时俯仰”成了他的求庇术。从受难始，他的生命目的变得单纯而清晰：活着并写下去，以不朽的文字度化众生，也度化自己。凡深刻纯洁的灵魂，常有苟活幸存的耻辱，生活的尘埃其实每天都在覆盖着耻辱，越积越厚，足以使你遗忘它们的存在。只有怀着一腔赤诚触摸那些伟岸的心灵，才会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才能多少医治一点自己的耻辱遗忘症，才迫使自己贴着地面步行，不敢在云端舞蹈。

 　　二

 　　如今，司马迁连同他的苦难，都化作了历史的云烟，被吹散在苍茫的天地间。真实的司马迁和司马迁许多真实的心境，已无从知晓，人们铭记的，只是一个“史圣”司马迁。

 　　几千年来，在我们这个国度，对于大多数人知识分子而言，似乎延续着一个共同的梦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一种纯粹的人文信念，许是受现实人生羁绊过多，真正做到的人为数并不多。而家学渊源既深，从小受业名师，壮年游历天下的司马迁，却是这为数不多中的一个。以他的博物洽闻、见识深广，应该具有非常人的明智和洞见，不可能迂腐到不识时务，作无谓的逆批龙鳞之举。更何况，他还背负着修史名世的遗命，还有着“述往事、思来者”的宏愿，开不得生命玩笑。

 　　问题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人，往往并不仅仅依靠理性和智慧行事，而是循着与生具有的道德良知和来自道德良知的勇气而为。司马迁向来以为，“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只有拥有了这些，人才能像个样子立在天地之间，才可以列于君子之林。对于“素非相善、趋舍异路”的李陵，他只是凭着自己日常的观察，才作出“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的公道判断。在汉武帝假装从善如流、一脸真诚的垂询之下，司马迁只是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真话，往往最傻，也是最容易惹祸的话。司马迁对讲真话的后果是始料不及的，他根本没有想到，这样一番出于忠心和公心的话，竟会一下子冲了汉武帝的肺管子，让他以为自己在为李陵辩护，在诋毁他的小舅子。意外的祸患，让司马迁历经九死一生，其中的苦痛和屈辱，几乎将他置于万死之地。多年后，班固在《汉书》中为司马迁立下传记，感慨道：“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是的，真正的明哲保身，何其难！可是，事已至此，有什么办法呢？决定命运的，往往是那些凭着我们的本性所做的事情。

 　　受了宫刑的司马迁，开始落入人生的谷底。

 　　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的他，身披极刑、身陷囹圄、饱受侮辱的他，在那些“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的日子里，每每想起自己遭遇的耻辱，想起噩梦般的牢狱生涯，常常会冷汗湿透衣襟。他几乎被残酷无常的人生本性所击垮。那时的司马迁，肯定在心里不停追问，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今后怎么办？怎么办？活着还是死去？望着迷乱的人群、辉煌的朝堂，望着碧绿的草尖、敲窗的冷雨，司马迁一次次陷入惘然自失的状态。也许，就是从这时起，他开始看清了世界的本来面目，看清了人生的荒谬，开始走向了一个“史圣”应该具备的成熟。就像一切伟大的心灵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死寂后的再生，成熟于身边几乎没有人的时候。

 　　这个时候，司马迁一定深刻的感受到了盈满天地之间的苍茫无奈，并时时想到死。然而，死是一件极容易的事。人固有一死，但死的意义和方式却有鸿毛和泰山之分。

 　　他希望自己的死，能像泰山一样。

 　　三

 　　苦难是智慧的土壤，也是生命能量释放的源泉。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讴歌苦难，但恰恰是因为苦难的清醒和隔离作用，让司马迁得以拉开了与喧嚣尘世和时代的距离。对于一个以史笔著述人间春秋的史官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今天，我们可以对着浩瀚的二十五史满怀感念的说，正是司马迁的不幸，给予了后世千百代人的幸运。这种说法，或许对司马迁似乎有些不公平。但历史就是这样证明的，没有地狱之火对于灵魂的锻造，人世间就产生不了那么多绚丽的心灵之花。

 　　真正的知识分子，也往往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

 　　身陷人生谷底的司马迁，经由苦难，摒弃了尘世生活的最后一线天真，他终于明白：刚直不阿的书生和专横残暴的帝王形同冰和炭、玉和泥。专制与王道并不能给个体价值发挥最大的空间。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能充分证明自己的，唯有不朽的文章功业。为了“草创未就”的《史记》，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和事业，他咬牙吞血，毅然走向了与苦难的竞争。他匍匐行进在烟海般的历史尘烟中，扒开层层迷雾，看到许多遭遇苦难而发奋、最终青史留名的灵魂，他们都仿佛是自己的知己，所以，他反复这样激励自己：“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司马迁将自己对于命运的哀怨、愤懑、感叹，对于世界的深刻理解、认知，一齐融进笔下滚滚的历史，融进一个个鲜活的如在眼前的历史人物。也许他在抚摸一颗颗古老心灵的同时，也在为自己找寻着思维的突破口。所以，在他那或缜密清晰，或雄深雅健，或辩而不华的笔触中，总能看到心灵震颤的痕迹，让人感到博大悲悯的仁者情怀，高视千载的史家眼光。目光挑剔、腰斩《水浒》的金圣叹对《史记》却情有独钟，高看一眼，他也许算比较了解司马迁的人之一，所以才会认为司马迁的《屈原贾生列传》，是在“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也许，在面对现实无语之际，从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艰难历程中去寻找自己的榜样和先驱，去找寻迷失人生的方向和失落的意义，是很多命运多舛的心灵实现自救和人生境界升华的必由路径。

 　　我没有到过司马迁耕牧过的“河山之阳”，也没有见过司马迁故乡“山环水带，嵌镶蜿蜒”的景致。但据说，在陕西韩城市有司马迁的祠墓，祠内有他的塑像，塑像束高发，穿红袍，长眉入鬓，双目炯炯，有穿透历史烟云的明晰和超凡入圣的穆然。据说，塑像还有一袭长及心胸的须髯，这与流传下来的司马迁画像完全不符。难道民意如此：你刘彻要把一个血性须眉变成一个不男不女的“太监”，可在我们老百姓的心目中，他依然是一个男子汉！是一个顶天立地，气吞山河的男子汉!是一个“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伟岸大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