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主要有两种传统的人生价值观，一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主流价值观，一是以道家为代表的非主流价值观。前者以社会为指向，强调的是对他人、社会与国家的贡献，而主要依据是功业；后者以个人为指向，强调的是个体的人格价值。而确立道家人生观的主要是老子与庄子，比较而言，庄子的影响更大一些。

　　庄子的价值观就其核心而言，是否定社会价值，突出个人价值。由于庄子认为当时的社会是一片“昏上乱相”，混乱、黑暗到了极点，所以他否定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也否定个人的功业，认为人的价值的体现是个体的自由、适性。

　　首先对于人生是否有用的问题，他就给出了与主流价值观截然不同的看法。大体说来，庄子论人生有用还是无用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是有用不如无用，二是无用方是大用，三是人应处于有用与无用之间。

　　在庄子看来，看似无用的东西却能得以保全，有用的东西到头来反而害了自己，因此不如无用。

　　一个姓石的木匠在曲辕见到一棵大至百围，高达数十仞的栎社树，可因它“为舟则沉，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樠，以为柱则蠹”，成为无用的“散木”，然而也因为它“无所可用”，所以“能若是之寿”；如果它有用的话，早就被人们砍了。

　　商丘也有一棵大树，“仰而视其细枝，则拳曲而不可以为栋梁；俯而视其大根，则轴解而不可以为棺椁；咶其叶，则口烂而为伤；嗅之，则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也因它无所可用，所以没有遭受砍伐的厄运。

　　有一个叫支离疏的人，长得奇丑无比，而且残缺不全，是一个对社会毫无用处的人，可就因为这样，他才“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

　　由以上三个例子庄子得出结论，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人间世》）

　　庄子认为有些看似无用的东西，实则有大用。譬如：惠子对庄子说，有一棵大樗树，树干臃肿不合绳墨的要求，小枝弯曲不合规矩，就象庄子的话语一样“大而无用，众所同去”，可庄子却说：“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你说它没用，却正因为无用，它才不被斧头所砍，不被外力侵害，不受任何困苦。这就是它的大用。（《逍遥游》）

　　庄子常常讲些大而无当的话，他的论辩对手惠施经常讥笑他“子言无用。”庄子反驳说：“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天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施不得不承认：“的确没用。”（《外物》）意思是说你要懂得无用，我才可以跟你讲有用。譬如天地那样大，可人只要一个立足之地就够了，人死之后埋到地下，人也就没用了。

　　不过，对于有用还是无用的问题，庄子有时也陷入矛盾之中。

　　一次，庄子行走在山中，看到一棵大树，砍树的人站在边上却不去砍它，庄子问这是为什么，伐木人回答说因为它没有什么用处，庄子由此感叹说：“这棵树因为它没用，因此它得以终其天年。”可到了第二天，庄子住宿在一户人家，为了招待庄子，这户人家将两只鹅中不会叫的一只杀了。于是弟子问庄子：“昨天山中的一棵大树，因做不了材料得享天年；今天主人家有两只鹅，那只不会叫的被杀了招待我们：先生，你碰上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庄子只好自我解嘲似地笑着说：“我将处在有用与没用之间。不过，有用与没用之间，有点似是而非，处理起来很麻烦。如果能顺应道德浮游于世上就不一样了：既没有人称赞你，也没有人毁谤你，有时象龙，有时象蛇，适应自然而变化，而不专象那一种；一时浮游太空，一时落于地面，以融和世界为量度，浮游于万物产生时的浑沌状态；融于万物之中，而不被外物所限制，那又何至于受到牵累呢？”（《山木》）显然，庄子在耍滑头：先是说要处于材与不材之间，后面却说最好的办法是融于万物之中，那就可以随物而化了。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点，明君贤相是令人向往的政治理想，特别是三皇五帝更为中国人所津津乐道。他们有功于国家，有功于百姓，受到当时与后来人们的爱戴。可在庄子眼里，正是尧、舜、禹这些受到儒家所极力推崇的古代圣明之君把世道搞坏了，他们的那套仁义、礼乐改变了人的本性，也破坏了社会的和谐。

　　庄子在《胠箧》中说：“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他把尧、舜、禹这些儒家推崇备至的“圣人”比作是残割天下的利器，认为只有“绝圣弃智”，才能禁绝强盗，社会才能返朴归真，呈现太平景象。

　　他在《天运》中借老聃之口对子贡说：“我告诉你，人们都说三皇五帝治好了天下，实际上正是他们搞乱了天下。对上有悖于日月之明，对下有愧于山川的精华，中间则破坏了四季的时序，使得万物不能安于它们的性命。他们还自以为是圣人，真是无耻！”

　　他在《缮性》中更直指燧人氏以下一代不如一代：“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枭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结论是：“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越往后走世道越衰。

　　他还在《盗跖》中借盗跖之口痛斥尧、舜、汤、武等为“乱人之徒”，说：“尧、舜有天下，子孙无置锥之地；汤、武立为天子，而后世绝灭……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之后，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

　　庄子认为真正的圣人应该是“无为而无不为”。他在《至乐》中说：“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故曰天地无为也而无不为也，人也孰能得无为哉！”

　　既然历史上不存在圣明之君，那么自然也不存在贤明之臣了，因此庄子明确反对“用贤”说。

　　他在《天地》篇中直接说：“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更在《徐无鬼》篇中直指“尧知贤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贼天下也。”

　　基于贤士无用的观点，庄子对历史上的忠臣贤士统统予以否定。他在《盗跖》篇中例举了许多忠臣贤士，可到头来这些人都因忠贞贤能而罹祸：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山，死后不得下葬；鲍焦抗直，最终抱木而死；申徒嘉直谏不听，结果负石投河；介子推割股以食文公，最后却抱木焚死；商臣比干、吴臣伍子胥无限忠于君王，可到头来却是“子胥沉江”，“比干剖心”，“卒为天下笑”。结论是：“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祸也；直躬证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鲍子立干，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见母，匡子不见父，义之失也。此上世之所传，下世之所语，以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离其患也。”

　　不仅明君、贤臣无用，毫无价值，就连支撑明君、贤臣的知识、才能、礼法也都是无用之物，所以庄子主张“绝圣弃智”，认为圣人是天下大乱的根源，一切文明举措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他在《盗跖》篇中提出了一种极端的观点，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

　　既然圣人是贼，贤士无用，一切文明举措不仅多余，而且有害，那么人类自然应该回归到结绳记事的蒙昧时代去，让人类回归自然，无所用心，天下也就太平了。

　　基于这一认识，所以庄子主张人应“适性”，一切任其自然，反对一切扭曲人性的举措，所以“小国寡民”的社会最为理想，吴越建德之国最适合人性。如果人能做到“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人间世》）象婴儿一样无知无欲，忘物忘我，那就是至德之性了。

　　他在《马蹄》中说：“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在庄子心目中，只有与禽兽同居，与万物同族，无知无欲，才能恢复人的素朴之性，那才是“至德之世”。

　　正因庄子强调“适性”，所以他对有损人性的任何行为都是反对的。为此，他不愿为官，认为做官不自由，束缚了人性；不愿意参与任何社会事务，认为那样会损伤人性。他宁肯生活在“无何有之乡里”，也不愿与世人为伍。

　　庄子强调尊重人的个性，保持独立的人格精神，这自然有其合理性；但为了个体的“适性”、自由，就放弃人的社会责任，拒绝和反对参与社会事务，并进而否定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那也是极其错误的。（本文于2011年1月29日发表于中财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