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魏晋风度”，当是指魏晋时期士人中盛行的一种特殊的生活作风、行为方式，有着鲜明的反传统倾向，其中具有高扬个性，尊重人的个体价值，反对礼教束缚人性的合理性。

　　魏晋风度的大致标志是饮酒、服食药物，以及言行的不合礼教与常规。至于代表人物，一般认为“竹林七贤”最具典型，其中尤以嵇康、阮籍影响最大，相较而言，嵇康又成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

　　嵇康放旷、洒脱、任性的个性形成有其特定原因。他在《幽愤诗》中说：“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茕靡识。越在襁緥。母兄鞠育。有慈无威。恃忧肆妲。不训不师。爰及冠带。凭宠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嵇康年幼失祜，由母亲与哥哥抚养成人。母、兄溺爱有加，未予严训，形成他任性狂放的性格。母、兄又不延师授教，而是听其所好，这又造成他酷好老庄，崇尚自然的审美趣尚与性格特点。他在《养生论》中说：“夫称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认为所谓君子，就是心不存是非，能够气静神虚，不为物所累，越名任心，并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又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不涉经学，又读《老》《庄》，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逸之情转笃。”正是因为他不读儒家经典，而钟情于《老》、《庄》，所以长大以后才会越加狂放，仕进之心越来越消减，任逸之情越发笃厚。

　　虽然因为他哥哥嵇喜身居高官，自己的名声又震动朝野，加之他娶的又是曹氏宗室女，所以曹魏也不管他愿不愿意，还是封他做了中散大夫。好在这并不是职官，而是散官，并无多少职事，他尽可以任性而行，优游林下。

　　以他的才学与声望，完全可以大量结交朝中权贵与社会名流，可他对权贵与名流连正眼也不瞧，而是诚心结交那些无心荣名的放达之士，即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等，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竹林七贤”。还有吕巽、吕安兄弟。

　　说起“竹林七贤”还有一段趣事呢。嵇康特别喜欢竹子，在居住的地方亲手栽种了好几亩竹子，连房子也全由竹子建成，室内的所有用具也都用竹子制作。为了挡住俗客，他特地在门口醒目处贴了一句诗“竹林深处有篱笆”。一天，阮籍来拜会他，一看这句诗，知道主人有意闭门谢客，于是续写道：“篱笆难挡笛声传”，并拿起桌上的竹笛吹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一起来到嵇家，进屋后看见桌上嵇康写的诗句，于是放声大笑，并逐一连句，合成七句：“竹林深处有篱笆，篱笆难挡笛声传。笛声换来知音笑，笑语畅怀凝笔端。笔笔述志走笔端，笔笔录下珠玑言。箴语共话咏篁句，”嵇康在内室看见众人特地来拜访，又见联句首字皆关竹子，由此知道来者都是爱竹之人，便出来相见，并续上尾句：“篁篁有节聚七贤”。

　　的确，这七人本来都志在退隐，无心仕进，可说是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只可惜在司马氏淫威的逼迫之下，有人志节不坚，改变初衷，或被迫入仕，或卖身投靠，只有嵇康“虽九死其犹未悔”，始终不与司马氏合作，最终惨死在司马氏的屠刀之下。

　　嵇康不仅酷好老庄，崇尚自然，也信奉东汉以来道教的服食养生之说。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他曾亲自进山采药，时常碰上樵夫，樵夫们见了他的样子，还以为他是神仙呢。他曾遇到道士王烈，王烈自己炼制了丹药，并将一半送给嵇康服食。

　　他也喜欢饮酒，只是不象阮籍那样醉酒，更不象刘伶那样病酒。而好酒似乎成了魏晋之时名士们的招牌作风，往往成为名士们反对礼法的象征行为。

　　生逢乱世，遭遇司马氏的白色恐怖，他也希望自己能象阮籍一样成天装糊涂，万事不开口，以此来保全自己，可他那种“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性格又怎么做得到呢？所以他说：“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如果说阮籍还只是以青白眼看人，那他简直就是嫉恶如仇。且不说他对钟会那样的新贵要冷眼相待，即使对他最为信赖的朋友山涛也不假任何辞色，就因为山涛劝他出来做官，他竟然怒不可遏，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于是写了有名的文章《与山巨源绝交书》（当然有人认为他是为了保护山涛，以免山涛受他的牵连）。至于他的朋友吕巽因诱奸弟媳而与弟弟翻脸成仇，后来还恶人先告状，诬告吕安打骂母亲，他就更加忍无可忍了，于是挥笔写下《与吕长悌绝交书》。如果说他与山涛是假绝交的话，那么他与吕巽则是真绝交。正是因为他疾恶如仇的性格，所以“竹林七贤”中其他人都得以善终，只有他冤死在司马氏的屠刀之下。

　　魏晋之时本是玄风劲吹的时代，按说在审美问题上当是崇尚庄子大音稀声、大象无形的理念，可事实却正好相反，那时的名士们注重修饰美，而他们修饰的标准就是女性美，因而那时的美男子往往少不了涂脂抹粉。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中记载，当时的上层男士，崇尚阴柔之美，非常重视个人修饰，出门前不但要敷粉施朱，熏衣修面，还要带齐羽扇、麈尾、玉环、香囊等各种器物挂件，以此显示自己飘飘若仙的风度。被誉为中国古代第一美男子的潘岳其实就是一个偏于秀美的男人，如果放在东汉以前或隋唐之时，只怕很难被世人认可。然而嵇康就不同了，他是真正的美男子，体现了男性美的特征。《晋书•嵇康传》说他是“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世说新语•容止》引《康别传》也说他“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既是“龙章凤姿”“伟容色”“非常之器”，肯定是槐伟雄健，体现了男性的阳刚之美。可嵇康却没有因为自己长得美而自我欣赏，更没有顾影自怜，而是“土木形骸，不自藻饰”，甚至“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养,不能沐也”，十天半月不洗澡、不洗脸。这里虽有不讲卫生的毛病，但嵇康之意无非是要以本色示人，而决不愿意扭曲自己，给人以脂粉气。

　　魏晋士风还有一个突出之点，那就是不务实事，崇尚清谈，但嵇康并非如此，他并不想吃闲饭，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解决生计问题。谁也想不到嵇康这样一个大才子竟然是个打铁的好手！《晋书》本传和《文士传》都说到他生性喜欢打铁，铁匠铺就设在后园的大柳树下。他还引来山泉，围着大柳树挖了一个游泳池，打铁累了，就跳进泳池泡一会，放松放松。他打铁可不是好玩，而是用以“自赡给”，解决日常用度。这在魏晋文士中只怕找不到第二人。

　　因为嵇康时常打铁，又服食燥热的药物，还喜欢饮酒，自然出汗很多，由于他又不喜欢洗澡，身上少不了有污垢，久而久之自然要长虱子，有虱子自然浑身骚痒，于是他也象魏晋的许多名士一样时常脱下衣服捉虱子，但他并不觉得优雅，远不象某些怪人那样到了“扪虱自吻”的地步。

　　关于嵇康的生活理想，他在《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中有一段很好的表述。诗曰：“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你想，今日歇宿于兰圃，明天秣马于华山。在长满花草的江边高地上流连，在清清的溪流中垂钓。遥望天空中的大雁依次北飞，弹起那五弦琴，尽情地歌唱，我的精神在太空中自由翱翔。我特别羡慕那江边垂钓的渔父，得鱼后连捕鱼的竹器都忘了。当初庄子感叹郢人已经死了，我还能与谁纵心而谈呢？显然，嵇康是主张彻底摆脱红尘之累，回归自然，与山川景物融合在一起，自由自在，悠游人生。

　　嵇康是魏晋名士，但决非有人说的狂士，因为他虽然傲慢，却不轻狂；虽崇尚老庄，却不空谈；虽篾视礼法，却不越礼妄为；虽也好酒服药，却不诞慢颓废。他的“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只是要求个性的解放，打破传统的束缚，给他一个自由的空间。

　　然而，嵇康的时代毕竟已经成为历史，今天的人们只需要嵇康的精神，而不需要亦步亦趋，效法嵇康，否则就会与当今社会格格不入。（本文于2012年4月1日发表于中财论坛）